简要概括：
- 习近平上台后，以反腐、军改、修宪等手段清洗旧人、集权于一身，终结邓小平以来的集体领导体制，重塑一个唯命是从的极权政党。香港的衰败并非偶然，而是这一体制转型的必然牺牲品。在疫情前后权力达至巅峰，为彻底抹除对自己的制度性威胁，习近平选择扭转“以经济发展换取政权合法性”的旧路径，改为“市场服务于政治”，宁愿自损八百也要让香港的自由制度完蛋。2019年反送中成为压制的契机，北京强推国安法，打压民主派，整顿教育传媒，迫使资本和人才大举流出，香港由此失去制度优势，沦为大陆极权的延伸。
这个政治强人辈出的世纪里，有人像习近平这样张起股的再造一个执政党，是改革而不是计程，是彻底重写剧本。大多数人还在用邓小平的墨石透过合解中国政治时，习近平早已把整条合改到了。他清洗了旧人马，破了党内规矩，废除了任期制，新时代思想读死了一切意义。问题是他到底在新建一个怎样的党？
我们经历过台海的剑拔弩张，香港的断裂成轮，清零的疯狂与民企的凋敝式微。正的改变可能早已敲定完成，中国共产党也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党了。斯大林式的肃反，蒋介石的清党，毛泽东式的群众动员，这些历史图景如今被一一翻出，凑成一个听命于一人一致的新气象。
那么习近平究竟是共产党历史上的继承者，是篡改者，是塑造者还是终结者？他要拯救中共还是再造中共？他要的是怎样的未来？准备付出多大代价？他又是如何用整整一个国家当实验场，成就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炼金术？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造，并非延续邓小平以来的集体领导模式，而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权力重构。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先摧毁旧有的党内生态，再按个人意志重塑一个新的党。这种做法在历史上并非首次，斯大林和蒋介石等党政强人都走过类似道路，通过清洗旧干部，集权于一身，彻底改造各自的执政党结构。
斯大林式的党内重构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发动大清洗，以肃反名义清除党内异己力量。在1936年至1938年的恐怖年代，斯大林借口破获反党阴谋，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清洗，整肃了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最终将1917年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全部消灭殆尽。几乎所有列宁时期的党和国家元老，如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都在莫斯科公开审判中被定罪处决，十月革命功臣无一幸免。
通过这场血腥清洗，斯大林扫除了一切潜在对手，在苏共党内建立起对思想和权力的绝对控制。个人独裁取代了集体领导，苏共的组织形态被斯大林重新发明为一个全面服从于他个人意志的工具。清洗所造成的恐怖氛围持续多年，却有效确保了此后相当时期内党内再无敢于挑战斯大林之人。
中国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也曾通过清党重新塑造党权威。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力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和左派。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会领袖在上海被捕杀，约有500名共产党员和工会领袖被杀或被捕，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国总理的周恩来。此后数周内，逮捕和处决在全国持续进行，受害者实际数字无法统计。
通过这场清党运动，蒋介石彻底肃除了国民党内受苏联影响的左派势力，在南京建立起由他个人主导的国民政府，以总裁令和党魁的双重身份统领党政军。国民党自此进入一个高度个人集权的党国体制时代。蒋介石的党内重构手段虽然残酷，却巩固了他对国民党的绝对领导权，为此后十年国民党在大陆的一党执政奠定了基础。
与斯大林和蒋介石类似，习近平在上台后也采取雷厉风行手段改造中共。他没有遵循前任胡锦涛集体领导、党内和谐的路线，而是选择打破旧平衡、建立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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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力开展反腐肃贪运动，其中整肃了一批掌握实权的高级干部。短短几年内，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统战部长令计划等重量级人物相继落马，指控严重违纪违法乃至策划政变。截至2023年，已有230多万名党政官员在反腐中受到查处，其中包含120多名副省军级以上高官。这一场打虎拍蝇行动的规模之大、力度之强，堪称中共建党以来之最。通过反腐，习近平清除了大批旧人马及其庇护的利益网络，打破了前几任形成的派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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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习近平推进军队改革和人事重组，巩固党对枪杆子的绝对掌控。2015年启动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撤销四总部，建立战区联合作战体制，大幅压缩军中地方势力的空间。在此过程中，徐才厚、郭伯雄因贪腐受查处，此后包括火箭军高层将领在内多名军官也接连被肃清。通过扁平化指挥结构和人事清洗，习近平本人对解放军的控制前所未有地加强。这类似斯大林当年肃清红军将领、掌握军权的举措。据记载，斯大林曾处决红军中三万多人，包括大多数高级将领，以确保军队对他的绝对效忠。习近平的军事改革虽打出加强战斗力的旗号，但其政治效果是在军中彻底树立个人权威，清除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遗留的军中山头，为新中共提供坚实的武装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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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习近平破除了党内的集体领导与既有规矩。邓小平以来，中共形成了一套不成文规则，如领导人退休的年龄底线、提前指定接班人、政治局票决等，以避免个人独裁复辟。而在2018年修宪时，习近平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公开表露意图在两届任期后继续执政。此举令人皆知，习近平正在将中国带回个人独裁时代，打破领导班子新老交替、按既定程序退位的做法，宣告了邓小平时代政治遗产的终结。
路透社在中共二十大后的评论十分精确：习近平不要西方式的权力平衡，而是展示更高度的权力集中。通过排挤中间派系，挤走其他山头，反对力量被削弱，而可以为所欲为地推行个人路线。这种极权逻辑与毛泽东、斯大林时期更为相似，个人意志高于党内民主，组织路线服务于领袖需要。
习近平一系列非常规举措的背后，是对旧制度、妥协路径的摧毁，是对新个人统治秩序的创建。习近平上台后采取的反腐、军改、修宪、极权等动作，呈现出一种重构党的战略考量：清除前朝秩序，制造听命于他的新框架。这种摧党造党逻辑与历史上斯大林肃反、蒋介石清党如出一辙，目的都是为了让党不再受制于既定规矩或元老共识，而完全臣服于新主导者的个人意志。习近平眼中，必须打碎邓小平以来形成的派系平衡和制度缓冲，才能铸就一个听命于核心、实现其政治蓝图的新型共产党。
习近平治下的中共正在经历一次规模宏大的拆台换股，这拆台的火焰同样也烧毁了旧有的党内规范和权力生态，再次发明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一个更接近他个人理想和历史抱负的执政机器。在习近平主导的这场党内重塑中，同世代和派系的干部被大幅清洗，呈现出一次权力谱系的大换血。观察中共党史，可以将党内干部的演变大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革命战争年代、建国初期的黄俄干部；二种是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技术官僚；三种则是隐蔽战线、特权利益交织的深层政府系统。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反腐整顿和组织调整，上述三种干部所代表的旧势力几乎一并清洗，为其个人心志扫清了障碍。下来，我们先要了解这三种旧势力。
首先，黄俄干部是带有深刻苏俄烙印的建党骨干。黄俄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者对中共早期领导的称呼，形容那些深受苏联影响、以马列为信条的共产主义干部。中共建党和革命早期，一批领导骨干曾留学苏联，接受共产国际指挥，如王明、博古等人被称为"莫斯科派"。例如中共情报机关头目康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受命于共产国际，铁腕手段得自斯大林式肃反神髓。早期的中共权力结构中，黄俄系是核心，土系是外围。延安时期毛泽东逐步战胜了这些亲苏派。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的情报保卫系统、意识形态领域深刻打着苏俄烙印。毛泽东时代，一批人掌控着情报、安全和宣传要害部门，对党内政治走向有重大影响。刘少奇曾成为党内"特务集团"，他们经历过统战谋略和地下工作，将苏联式的秘密警察制度引进到中国境内。从土改镇反到文革批斗，无不体现出身后的苏联色彩。
第二，改革开放的技术官僚是精英化的新官僚集团。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共干部构成发生重大变化。邓小平废除了以阶级成分选干部的"左"标准，恢复高考和干部教育培训，一批知识型、专业型官员进入各级党政体系，这些人在1980年至1990年代逐步成长为领导梯队，被称为技术官僚或改开干部。他们往往受过良好高等教育，重视经济管理和专业技能，对改革开放和市场建设功不可没。如前总理朱镕基是清华高才生出身，擅长宏观经济调控宏图擘画；又如共青团系统出身的胡锦涛、李克强等人，都有正规高校背景和技术型治理风格。
这一代官员在党内的崛起，其出身和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类似晚清中后期科举士大夫对旧贵族的部分替代。他们带来了现代治理理念和务实取向，被视为中共实现经济腾飞的工程师。而这批技术官僚的兴起引发了老一辈革命干部的不满，许多出身红军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内老人对高学历的新干部存有猜忌心，担心过去的阶级敌人在改革东风下卷土重来。尽管如此，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仍支持这批技术型干部掌权，因为只有引入专业治理，才能避免文革那样的灾难重演，并保持党的执政合法性。21世纪初，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技术官僚集团深度掌握党政大权，他们奉行集体领导与内部制衡的治理模式，中共权力结构相对均衡稳定。
第三，深层政府系统是一个特权与隐蔽的地下红色帝国。国民党曾经把中共地下党称为匪谍，指直接共产党人中的特工间谍势力。在中共党内，谍系统泛指那些长期从事隐蔽战线、掌控情报安全机关、与黑社会和利益网络勾连的权力集团。改革开放后，这一集团逐渐演变为以政法系统、情报体系为核心的深层政府。他们一方面承袭了毛时代公安特务系统的权限，一方面也与新兴的权贵资本相结合，通过控制石油、公安等领域积累巨大影响力。如周永康长期掌控政法委和公安部多年，统领了庞大的政法系人马；又如曾庆红纵横情报和党务系统，被认为是江泽民派系的大管家。这些人或得出身情报机关，或得自身就是高干子弟，他们组成了一个掌握暴力机器、连接权贵资本的特殊利益层级，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版本深层政府。
这个集团在改革年代获益良多。一方面，利用香港和海外金融中心，他们方便地进行情报活动和利益输送；另一方面，他们利用权力换市场的默契，与国内外资本勾连，从石油矿产到地产各行业攫取财富，形成著名的权贵资本主义集团。江泽民、曾庆红时代，政法情报系统与权贵资本合流，使得这一深层政府势力做大，能量甚至被视为对党核心的一种潜在威胁。
在习近平看来，上述三类干部集团都带有旧时代的烙印，对其个人权威的挑战，必须加以整合或清除。执政初期起，习近平就有步骤地对这三种人动手。首先在反腐风暴中，第一个被端上台的是深层政府、权贵资本集团的代表人物。2013年拿下刘志军，2014年查处周永康，震动朝野。周永康作为前政法委书记，被指控收受贿赂和泄漏党国机密，判处无期徒刑，庞大的政法系势力土崩瓦解。接着被视为胡锦涛大秘、担任统战部长的令计划因贪腐落马。红色太子党曲乐恒执掌700亿努能集团后出逃海外。原政法系统西北王苏荣、刘铁男等纷纷被查。这些行动实际釜底抽薪，切断了江曾时代形成的权商网络，破坏了权贵资本集团的经济命脉和组织联系。
香港在这些利益集团的版图中极其重要，习近平不惜毁掉香港，一定要强行镇压香港人民，推进国安法，深层意图正是在于拔除深层政府的据点。我们将在后文详述。与此同时，习近平并没有对技术官僚集团手下留情。2012年至2017年间，表面上与时任总理李克强等技术官僚共事，实际上却不断削弱团派和专业官僚的影响力。到2022年20大，习近平彻底将共青团出身的干部排除出最高领导层，李克强、汪洋退席、胡春华出局，而代之的是习的亲信李强、蔡奇等人。共青团派已被彻底击败，标志着习近平多年来打击团派的努力大获全胜。
团派的失势意味着80年代以来形成的论资排辈、循序渐进的晋升路线走到尽头，党内不再保留让技术官僚平衡领袖权力的空间。那些以专业建树、相对开明的官员，如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央行行长周小川等，纷纷退休或边缘化，政策争论被抹杀于无形。习近平通过组织人事安排，让大批出身一般、履历平平、但对个人效忠可靠的干部走上高位，以此取代过去凭能力、业绩进身的技术官僚。可以说他对技术官僚集团的清除和对深层政府集团的打击几乎同步展开，只是方式更加循序渐进，但同样效果显著。
伴随习近平掌权10余年的是党内干部版图的巨大更迭。特工势力衰落，专业技术官僚下位，中共元老们政治遗产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云散。而代之的是忠于习近平个人的新权力中枢。在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层面，昔日来自不同派系、背景多元的格局不复存在，而代之的是单一色的习家军版图。二十大新一届中央领导中，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曾在习近平主政地方时与其共事或受其提拔，资深的反腐"锦衣卫"李希、政法要紧"王"王小洪，所谓团派、石油帮、太子党等派系已成明日黄花。
这种权力分布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史无前例。习近平通过一场波及全党的新老代替，完成了对中共权力精英的重组，消除了过去几十年中共内部并存的多元权威。无论是革命元老体系、共青团系统，还是隐秘权贵网络，如今都已在他制下瓦解。如今能够在党内发挥影响的，只剩习近平一人及其亲点的新干部群体。这场三种干部的清退是习近平改造中共组织的重要基础，现在的干部结构更加单一化、个人化，中央集权程度显著提高，干部自主性和专业性明显下降，为他推行下一步的路线奠定了政治人事条件，同时也埋下未来隐患。具体内容，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讲到。
邓小平以来，中共赖以维系统治合法性的一大策略是权力换市场的隐性契约：保留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同时以经济增长和市场机会换取民众和精英的合作。这一策略在国内表现为权贵资本与市场经济共生，在国际上体现为融入全球化，特别是中美互利交易的模式。在习近平执政后，这套延续数十年的改革逻辑被颠覆，否定了80年代以来权贵资本加美中交易的旧路径，而寻求一个民族主义驱动的新权力基础。下来，我们详细复盘一下这种权力换市场的隐性契约。
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共逐步形成了一种执政形态：通过发展经济来换取社会支持，从而巩固党的统治。其中隐含着这样一种默契：国内精英利用权力攫取经济利益，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同时普通民众也分享部分增长红利，包括就业和收入提高。作为交换，社会各界不得挑战党的政治垄断地位。这种权力与市场间的交易在国际层面反映为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中国开放市场、资本和技术输入，希望借经济融合促成中国的自由化转型。中共则借机加入全球市场体系，获得巨大发展红利，同时严格控制政治演变的方向。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这种双赢逻辑达到高峰。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和出口激增，GDP年增长高速增长，国企和红色贵族借国际投资和金融平台大发横财，权力换市场成为中国默认的治国准则。权贵利益与资本空间共赢，资本让步党维稳。邓小平去南方视察圈定调，江泽民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体现了这种现实主义交易思维。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案例：干部子弟下海经商，利用政策特权积累财富；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获取财政收入，引外资建厂带动就业；一边是土地财政的蓬勃发展，另一边民营企业则通过向权力寻租得到成长机会。这些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党的集权，也换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和政权合法性。
中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遵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认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因此可以集中精力搞经济，不主动挑起重大冲突。韬光养晦实际上不仅仅指的是国际政治中的低调，同时也隐含了中国内部的放权与低调。这一策略带来了所谓战略机遇期，既有融入全球化的红利，也有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管控。虽然其中也有贫富分化、腐败横行等矛盾，但总体而言，中共在改革年代成功通过经济表现，为自己赢得了一定程度的民众默许与国际容忍。这种执政也被称为绩效合法性。
当习近平在2012年接掌大权时，这一隐性契约看似牢固，实际上已暗藏危机。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开始放缓，发展换稳定的绩效效应递减；另一方面权贵资本做大，导致社会不满情绪增加；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在演变。更关键的是，习近平本人对于这种依赖资本和西方的模式存有警惕和意识形态的反感。
习近平上任后，迅速展现出与前任不同的执政官风：政治上收紧控制，经济上强调国家安全优先与市场效率。在他的主导下，中国逐步抛弃了邓小平的增长至上思维，转向以意识形态为依据重整发展模式。具体表现之一是对私营企业和资本力量的整肃。过去数十年被奉为经济支柱的民营企业巨头近年来接连遭遇打压。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公开批评监管后，蚂蚁金服IPO被紧急叫停，阿里被罚款28亿美元。此后，培训行业一夜之间被清零，游戏娱乐等行业也受严格限制。腾讯、字节跳动等科技公司被要求纠正大数据算法和资本扩张。这一系列动作被视为习近平发起的民营资本退场信号，主张经济必须为政治服务。2021年提出的共同富裕政策明确要求对过高收入和垄断资本进行调节，意图重塑财富分配格局。
在习近平的执政优先中，重点从增长转为管控。这种做法打破了改革时期政府与民营资本的默契，使所有民营企业家感到忐忑不安。而对习近平而言，这正是再造党性的一环，意在表明经济特权阶层不能凌驾于党之上，党必须重新站上领导一切的位置。
在国际层面，习近平同样无意遵循前任的中美合作老路。相反，他认为依靠美国市场和技术存在重大隐患。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并未选择全面妥协以换取贸易和平，而在某些领域以强硬反制。习近平政府推动内外双循环战略，强调国内大循环自给自足，减少对美依赖。如在高科技方面，面对美国对华芯片禁运，中国投入巨资发展半导体国产链；在金融领域，中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支付体系建设，防范美元制裁风险。可以说，习近平主动加速了中美脱钩的进程，而不是极力挽留。
与80年代中国急切融入西方、争取资本技术截然不同，当年邓小平曾不吝贬值人民币、给予外企超国民待遇来吸引外资。如今，习近平却对外资持更审慎态度，对关系国家战略的行业加强准入审查。2020年以来，中国出台出口管制法、反外国制裁法等，用法律手段准备在必要时牺牲部分国际市场利益，维护政治安全。
习近平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他决心终结中共长期奉行的市场换成长、成长保稳定路线。从意识形态出发，颠覆了邓小平延续35年的增长模式。习将党的主要矛盾重新界定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意味着发展不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而代之的是国家安全、社会公平和意识形态确定性等考量。习近平倡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整体国家崛起、民族复兴，斥责西方式的个人权利和资本优先，提出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发展格局，恢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求确保关键领域国有经济主导。
这种转向最直观的例证是习近平治下中国经济政策的国家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如在房地产泡沫问题上，习近平推出房地产调控和三道红线，不惜引爆恒大等房企的债务风险，坚决为房地产过热降温。即使地产降温导致地方财政和GDP短期受创，中央依然坚持不动摇，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在互联网行业，强调加强互联网思想阵地，社交媒体和娱乐内容全面受损，牺牲流量经济以换取舆论可控，如为了防控疫情，习近平坚持严厉的清零政策三年，尽管对国民经济造成重挫。他认为这是展示中国制度优越性的政治任务，一系列决策背后都体现出经济让位于政治，短期服从于安全和意识形态。
习近平的逻辑是，走权力换市场的老路，将威胁到党的长远生存。若继续一味做大市场，融入国际体系，经济或许更繁荣，但党可能走向演变，国家可能陷入受制于人。如其顺从和平演变，最终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如主动以斗争求生存。如果中国人因自身的勤劳在国际市场上过了好日子，共产党就要被和平演变掉。如在尽量可控的情况下，主动自我调整经济，确立党和领袖的权威，这便是习近平思维的关键。
政治安全高于经济利益，习近平选择与西方对抗、与市场经济翻脸，正是为了防止权力受到威胁和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现代化后的守成道路，不受资本和外力牵制，专注于民族复兴使命的、巩固自身权力的执政集团。
毫无疑问，重构契约的过程代价高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本加速外逃，失业率创新高，国际投资者信心受挫。这些现象都在近年出现，但在习近平看来，这些只是转型震痛。他相信民族主义和国家使命可以填补GDP增速放缓带来的合法性真空。官媒大力宣扬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强调抗疫斗争、科技自立，共同富裕的叙述是重塑民众的信念基础，以民族主义情感凝聚人心，替代过去让你发财的改开路径。这是习近平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试图打造的是一个后经济增长时代的执政合法性来源，通过民族复兴愿景和强国意识形态，让人民即便物质上不再保持高增长红利，也能因国家强盛而对政权保持忠诚。依靠民族主义为系统注入新信心，习近平将其演绎到新的高度。在他的新框架下，党不再充当市场守夜人，要重新成为社会方方面面的主导力量。这标志着1978年以来所谓改革逻辑的终结，中共统治理念的一次根本转折：从功利主义转向使命论，从利益联盟转向意识形态动员。这样的转折为中国未来走向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
当安全一城取代经济一城处于核心位置，这个国家很可能呈现对内高压和对外冒险，甚至陷入新冷战或热战的风险。这也正是我们在下一部分要探讨的：习近平是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为这一战略转型做准备的。在经济和权力结构变的同时，习近平也对中共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重塑。一方面继承了民族主义这面大旗，又对其内涵进行了改造升级，使其符合于新中共的需要。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从"洋货民族主义"到封闭自信的新时代意识形态。
所谓"洋货民族主义"，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民族主义叙事适常借助于外来的商品和文化载体，反哺国内的民族认同。这种现象在香港流行文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香港武侠片和警匪片等西方式的大众文化产品，曾度成为塑造大陆民族主义情感的重要资源。
习近平时代，在中央智囊王沪宁的操刀下，中共意识形态体系被重新打造，更加排它自成体系，骨骼是党的统治和民族主义激情。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经历从极左到务实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下降。与此同时，香港作为华语文化重镇，电影、音乐、武侠小说等大量涌入大陆，从前一幕画中染了大众的民族认同。文革摧毁中华正统文化之后，香港电影重新引进了中国传统历史和价值观给大陆观众，他们重新激起民族主义的热情。
邵氏公司的黄梅调戏曲片，徐术武侠片在七八十年代风靡神州，《精武门》《霍元甲》《金武英雄》等影片塑造了民族英雄形象，激起其观众强烈的爱国情感。李小龙在电影中高呼"我是中国人"激发认同感，令无数中国观众热血沸腾。要特别强调的是，李小龙在电影中所说的中国人，指的是民族文化认同上的中国人，并非政治身份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两者虽然有重合的部分，但不可混为一谈。这些武侠与功夫电影不仅传递了忠诚、牺牲、仁义等家国情怀，勾勒出一个理想化的中华文化图景。民族主义正是武侠小说和电影背后的重要驱动力，将家国大义、侠气和现代民族意识融为一体，成为华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对于饱受饥饿的大陆观众来说，香港荧幕上所呈现的传统文化和江湖义气，仿佛填补了文革后精神世界的空白，提供了新的身份认同来源。不仅武侠片，香港的警匪片、黑帮片在90年代也对大陆意识形态产生奇特影响。
当时内地意识形态处于转型迷茫期，官方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不足，香港影视中的江湖道义、兄弟情义，甚至是小人物的奋斗，成为大陆年轻一代可以抒发爱国热情和社会关怀的媒介。《英雄本色》中小马哥的义薄云天，《无间道》里警察对信念的坚守，都让观众从中体会到一种不同于说教的价值共鸣。这些影片虽然并非刻意宣扬爱国，但塑造的正义形象和家国情怀，常被视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大陆的民族主义有相当成分是通过香港的文化产品出口转内销凝聚起来的。官方来说，这种中华主义这套宣传在党的宣传片中早已滥用。但事实上，许多大陆人正是从这些洋包装的爱国故事中重新找回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这一现象可成为文化悖论：民族主义从香港反哺大陆。香港在殖民地时期反而更像传统中国，保留了大量中华文化元素和民族情感，而且在自由环境下将其融入商品文化传播到大陆。当大陆官方还困囿于教条时，香港流行文化已帮助重建了大众的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
这种文化悖论同样在台湾也有体现。许多去过台湾的朋友都会感慨，台湾保留了更多中华正统文化，与大陆相比，台湾更像是大陆人心目中的传统中国。然而，这种由商业娱乐激发的民族主义具有矛盾性，它即深深吸引大陆民众，拉近两地心理距离，也难免存在消费主义和虚幻性，毕竟电影里的侠义中国只是一种想象。
香港于1997年回归，两地融合加深后，这种想象逐渐被现实政治所取代。香港曾赋予大陆的民族主义梦想，随着今年香港自身陷入政治高压，正演变成恶梦。那种自由多元的旧香港文化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内地式的单一价值观。为此不少港人和大陆自由派都深感痛惜。
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建设，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南海幕僚长王沪宁主导的。王沪宁被誉为中共思想总设计师，其职责正是为习近平量身打造一套宏大的理论体系以凝聚党心民心。这套意识形态和新的核心旨在收编和改造民族主义，使其从过去那种开放的娱乐化的形态，转变为体系完整、排它性强的官方理论。
王沪宁早年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主张新权威主义理论，强调以强势国家塑造社会秩序。他身处西方学说之中，却对西方自由民主抱持怀疑态度，著书《美国反对美国》批判美国制度弊端。进入体制后，他先后为江泽民撰写"三个代表"，为胡锦涛构思"和谐社会"，如今又为习近平量身打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被写入党章的指导思想。可以说，从江泽民到习近平，这期间所有重大战略口号几乎都出自王沪宁之手，因此他也被形容为"政治美容师"，擅长用理论包装政策，为党执政提供逻辑完备的价值合法性。
在习近平的意识形态重构中，王沪宁发挥了几个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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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理论旗帜。王沪宁帮助将习近平思想定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塑造领袖思想的历史地位。二十大党章修正把"两个确立"写入，确立习近平核心地位和习思想指导地位，意味着在理论上，习近平思想被包装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真理经典。它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又强调其当代唯一正统性。王沪宁深知理论名分之重要，确保了习近平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为习的个人权威提供理论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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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话语体系。在他的操刀下，习时期的官方话语体系更加完备和封闭。"中国梦"、"伟大复兴"、"以人民为中心"、"四个自信"等等标语层出不穷，共同构成一整套叙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王沪宁为反制西方意识形态浸染所设计的框架，旨在强化中国模式的正当性。官方媒体和教材不断重复这些话语，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形成一种封闭循环的舆论环境。在这样的语境下，任何对西方价值的认同都被视为不自信，而天然具有了贬义含义。这套话语体系成功的替换了90年代以来流行的很多洋词汇，如民族、人权、公正等，渐淡出公众讨论，以中国特色或正能量的内部化语汇取代。这正是王沪宁在意识形态工作的高明之处：用新的概念框架占领思想高地，让人们不知不觉地在官方设定的话语范围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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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紧思想控制。在王沪宁的策划下，习近平上台后不久发布著名的中发9号文件，列举7个西方错误思潮作为禁区，包括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西方自由主义等。大学讲堂被严禁讨论这些内容，教授和学生均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整体上，"普世"一词几乎消失，而代之的是对西方制度弊端的揭露和对中华文化传统的重新弘扬。基层党组织开展意识形态风险排查，初教材中所谓西方价值观渗透的部分，甚至抖音、B站等年轻人聚集的平台也被整顿，防止传播异见。在意识形态领域，王沪宁帮助习近平实现了关门清理，曾经相对开放的舆论和学术环境被重新封闭到党指定的范围内。
这种关门并非简单粗暴地灌输老套教条，而是同时配以新的叙事攻势，以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中体面元素，打造本土化的说服力。这也是它与改革初期那种"洋货民族主义"最大的区别：养分来源由外转内，目光倒向，从仰望西方转为自我肯定。
王沪宁时代的意识形态重构，还表现在大规模重提红色经典和历史叙事重塑上。习近平执政后，强调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等，通过一系列仪式和宣传，引导全社会重温党史国史。在这些叙事中，中国共产党被塑造成民族复兴的唯一领导力量，党史和民族史被进一步融合。
在影视文化上，《战狼2》、《流浪地球》、《红海行动》等电影风靡一时，它们将好莱坞式商业元素与爱国主题结合，激发青年人的家国情怀，被誉为新时代国产大片。可以看到，官方主动吸收了一些香港和好莱坞的叙事技巧、英雄主义和特效场面，服务于其官方意识形态的内核，实现了宣传方式的创新。民族主义经过官方再打造，成为一种既激情澎湃又高度听命于党的力量。从《战狼》系列的流行便能看出，文艺主权与电影在现实中呼应外交上的强硬姿态，甚至塑造出全民好斗的舆论心理，而党正是这种情绪的号召者与引导者。可以这样说，习近平主政下的意识形态重构，可以看作是收回香港借来的民族主义养分，凝成本土钢铁意志的过程。过去中国的民族主义曾一度借道出海，通过香港文化和对西方的追赶实现自我认同。如今习近平和王沪宁让民族主义反璞归真，不再依赖任何外来载体，而是由党亲自攻克理论养料。在这个新体系中，马列主义、中国传统与民族复兴愿景融为一体，形成所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视为当代版本的"道学、儒学、王学"三位合一。其突出特点是封闭性和排他性，强调走自己的路，强调中国制度的优越，拒绝西方价值的影响。这套体系以中央文件、教材和媒体为载体，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堪称毛泽东时代以来最全面的一次意识形态再造。
然而，这场意识形态革心也并非没有杂音。近年来，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因为发表不同意见遭到打压，许章润、茅于轼等名家被封杀或判刑。网络上稍有不符主旋律的声音都被禁言或封号，这表明，党的意识形态虽已占据高地，仍需以高压维持，容不得真正的多元存在，否则就不会出现"精选评论"这种中国特色现象。
这种状况也让外界更加担忧中共重返极左闭关的老路。而在习近平看来，这是重建信仰和凝聚人心的必要代价。他执政十多年来所推行的意识形态加强，有效地配合其政治和经济战略，相互保障。民众在强力宣传下，对国内经济放缓和外交风波的容忍度提高了，对党的忠诚也更多建立在情感和信念基础上，而非物质利益上。这种精神动员，或许正是他再造中共的最终一环。
党不只是组织和利益的改造，是对中国人民灵魂和信仰的重塑。香港这座中西交会的东方之珠，在习近平的战略中，扮演了特殊而关键的角色。即使是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一直是前沿交易和对外联络网络的中心，是中共改革派和深层政府力量以周转的节点城市。正因如此，习近平选择对香港痛下杀手。港区国安法和一系列强硬举措，彻底改造了香港的政治生态。这一系列针对香港的行动，表面上是维护国家安全、压制分离主义，但实质更深层的意图，在于切断党内异己势力的命脉，在意识形态上树立以此为标志性胜利。
对于中共来说，香港长期扮演着特殊经济与政治区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是中国连接国际市场的桥梁，大量外资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内地企业红筹股在香港上市融资，内地企业和富人也通过香港将资金转移海外，进行投资。据统计，在一些年份里，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有高达70%以上是从香港转口而来，包括内地资本装成港资反向投资。
香港实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拥有自由港、独立关税区、法治和低税环境，这是其成为内地权贵资本出海的首选地。许多中共高官及其家属在香港拥有资产或身份。据巴拿马文件等泄露材料，有至少八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直系亲属在香港和离岸避税地开设公司持有资产。可以说，香港是中共特权阶层的财富避税池和安全阀门。除了经济利益，香港还是党内不同派系通向外界的信息与人员中转站。改革时代崛起的改革开放派集团，包括大量沿海和南方官员，与香港关系密切。他们需要香港的专业服务、国际联络和信息渠道。如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通过香港引入外资和三来一补企业，此后许多广东官员与港商关系密不可分，朱镕基时期大量热钱由香港流入大陆资本市场，后来牵涉了众多权贵。
另一方面，内地深层政府势力也高度依赖香港。由于香港在1997年前属于英国治下，情报机构活动相对自由，即使回归后一国两制下，依然保留较为开放的环境。西方国家情报人员都以香港为东亚情报中心。香港是19世纪式的不设防城市，西方特工能够自由往来。如冷战时期，苏联克格勃就利用香港进行对华情报渗透，参与美苏博弈。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安和军情系统也以香港为据点向外延伸，在境外建立灰色网络。从周恩来时代起，中共在香港就设有地下党和联络站，提供统战和情报服务。可以说，香港是中共在海外发展隐秘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对党内某些隐蔽系统力量而言，没有香港，如同蝙蝠失去了探路障。
此外，香港的社会环境为党内异见和边缘人士提供了庇护所。可以说香港的政治地位，虽然回归后名义上属中央管辖，但其资讯开放、司法独立，往往成为内地民主人士、异见分子寻求保护和发声的地方。不少八九六四后的流亡者定居香港，香港的舆论界和出版社，曾出版大量内地政治禁书。在党内保守派看来，香港简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本营，甚至是毛泽东时代以来所警惕的白区。
而在江胡时期，中央对香港采取了相对克制的策略，因为它的经济功能和统战价值实在太大。可以说，香港之存在，本身就是中共统治结构中一个微妙而必要的平衡支点。让统治者既能获得全球化利处，又能保持内地政治高压。问题可以出口到香港消化，资金可以转移，异士可以流亡，内地则相对平稳。
在中共的权力版图中，香港不仅仅是一座大城市，也是中共的重要据点，是党内两个主要集团——改革开放集团和深层政府的命脉所在。保留香港的特殊性，被视作中共一条现实而聪明的政策。然而，习近平并不打算继续这种妥协。在他的视角中，香港不仅没有帮助巩固新政权，反而成了威胁党内团结和国家安全的隐患。2014年的占中运动和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强化了他对香港的负面判断。特别是2019年示威活动持续不断，数百万港人上街游行，局面逐渐失控，北京高层深感愤怒，认定香港自由环境已经滋生出明确的反共势力。习近平决意强力出手，用雷霆手段终结香港的特殊地位，既可以宣誓主权，也有铲除党内异己势力命脉的用心。
如前所述，香港是既得党内两大势力的重要依赖，一旦摧毁，他们将难以重新恢复元气。中国悠久的政斗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海量的参考样本。隋文帝杨坚铲除北周贵族旧势力，以南北统一之名钳制各方；唐太宗李世民铲除旧门阀势力，类似的理由。习近平以反外国势力、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表面上打击境外敌对分子，实质上趁机清算了党内对手以香港为生存的联络网络。
党内既得利益者，无法公开反对这种对外斗争，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资金链和联系网被斩断。2020年港区国家安全法迅速颁布实施，接着，香港选举制度全面修改，立法会和选委会引入爱国者筛选机制，反对派人士大批被捕入狱或流亡。至2022年，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已经清零，数十家公民团体和媒体被迫关闭，包括有影响力的苹果日报、众新闻等。中央政府还在香港设立国安公署，直接行使刑事执法和情报权。
这一系列动作之猛烈，令国际舆论和华人社会为香港一国两制名存实亡而失望。但习近平达成了自身目的：香港再也不是那个自由放任的空间，彻底纳入了大陆的维稳体系。党内其他利益集团，无法再以香港为命脉和经济中心而复苏。如果真的有试图颠覆中共的境外敌对势力，对于他们而言，本就不缺一个像香港作为渗透中国的据点。改开集团和深层政府没有香港之后不会立刻断气，但那些对习政权不恭顺的官商网络，证实在香港被铲除后，确实土崩瓦解。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拿掉香港，是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的一次大胜利。向全国和全党宣誓，中央绝不再受制于任何所谓特殊地区和资本主义苗头。毛泽东时代遗留的历史悬案香港问题，终于以共产党自己的方式解决，不是按邓小平当年设想的循序渐进，而是用近乎摧枯拉朽的雷霆手段强行收编。这极大煽动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习近平树立了一笔执政功劳。
在中共官方话语中，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乱象收敛，证明了中央果断行动的正确性。爱国阵营欢欣鼓舞，认为香港总算回归正轨，不再被反中乱港分子胡作非为。官媒塑造出习近平力挽狂澜、稳定香港的形象，其比肩统一台湾的历史功绩，将台海问题推到了更加敏感的位置上。这种意识形态加持，进一步强化了习近平在党内的威望，因为他做了前人不敢做之事。特别对党内强硬派和军队而言，拿下香港意味着民族复兴进程清除一大障碍，他们对习的拥护更加坚定。
然而，香港的隔断也意味着中共自我改变的一条回头路被切断。过去，香港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安全阀角色，可以输出过剩资金，化解社会不满，也可作为制度样板，让内地民众对自由有所冲淡，而平衡一些压力。
而今，香港被纳入与内地无异的体制后，这个缓冲消失了。一旦内地矛盾激化，少了一个泄压口。同时，失去原有活力的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难免受损，外资对香港的信心降低，资金转向新加坡等地。香港金融体系一旦动荡，必然会波及内地，因为内地大量企业和地方政府在香港融资。习近平以政治压倒经济的决策，潜藏着长远风险。
对他而言，代价都是值得的。他更看重的是，通过毁掉香港这一旧时代遗产，达成新时代的政治重塑目标：一方面，通过香港问题的硬处理展示威慑力；另一方面，消除了党内能借香港搞小动作的缝隙。他从根本上相信可以以国内市场和体制能力，弥补香港衰落的损失。2021年，中央推出前海、横琴、南沙方案，试图以深圳、广州等地分替代香港功能。这些城市体现了习当局追求内循环条件下自力更生的决心，至于效果如何，就无需多言。
简而言之，香港之变迁，是习近平改造中共、改造党国战略的一环重大事件。在他心中，香港不再是那个需要被小心维持的特殊出口，而是一颗可以忍痛拔除的蛀牙。这颗蛀牙的拔除，短期看，巩固了中央集权和党内统一，但也带来中国金融体系和国际声誉的潜在震荡。
如同他选择牺牲经济增长换取政治安全一样，习近平显然认为清算香港的收益大于代价。毕竟对他而言，这不仅清除了党内隐患，还向十四亿国人展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没有什么资本主义飞地不能被社会主义收回的。历史轮回，毛泽东当年不能也不愿动香港，因为要留一口外汇之气；习近平如今强硬收回香港，因为要断一条外部干涉之路。对照之下，新旧中共的性格转变，清晰可见。
全面掌控香港之后，习近平将内地的维稳模式复制到了这座曾经的自由之城。其中典型的做法，是推广毛时代著名的"枫桥经验"——一种发动群众就地解决矛盾的社会治理模式。"枫桥经验"源于1963年浙江诸暨枫桥镇，倡导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通过群众斗争制造一批敌人。毛泽东对其大加赞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广泛运用，以监控基层，处理阶级敌人。
讽刺的是，半个多世纪后，这种群众专政模式在香港再现。为了维持新秩序，政府在北京指示下动员群众自治组织，将大陆的群众稳控手段引入香港基层。这一例子生动展现了习近平治下治理能力的局限，以及政治凌驾于法治手段之上的重要性。这种政治凌驾于法治的手段，尽管剑走偏锋，却能继承住文革遗产，实现维稳目标，无疑反映了统治逻辑的退步。
在习近平执政初期，他就多次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2013年他视察浙江时专门去了枫桥镇，强调基层矛盾要在基层化解。所谓新时代枫桥经验，实际就是把毛时期的群众斗争方法在当代翻新，动员基层党员群众组成各种调解、巡逻组织，发现苗头及时化解，不让矛盾激化上行。
传统枫桥经验的实质是鼓励群众斗群众，将少数所谓坏人揪出来批斗改造，而免去司法程序和上级介入。这种土办法一度在文革中滥用，造成了许多冤案和社会恐怖。毛认为有利于加强党对基层的控制。进入21世纪后，中共面对基层矛盾、群体性上访、拆迁冲突，局部恢复枫桥经验，如动员大妈志愿者巡逻、设立调解委员会处纷止争，降低硬镇压的成本。
令人惊讶的是，这套红色社区治理模式如今被搬到了高度都市化、国际化的香港。2022年起，香港政府推动成立地区关爱队，声称派往各社区关心居民需要，实际职责则包括监控民情、举报可疑人员等。这些关爱队员由亲北京的基层团体成员担任，扮演类似大陆居委会大妈的角色。2023年底，香港民政事务局派出18位关爱队专员赴浙江上海培训，参观枫桥经验陈列馆，聆听习近平基层治理理论讲座。政府高官大力推崇，认为枫桥经验是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居民不满累积。
显然，北京希望香港也建立起人人都是维稳哨兵的社会环境，让普通市民参与到维持政治稳定的任务中。这个举措令香港社会大为警惕，长期习惯于法治和个人权利的港人对文革式的群众监控极为反感。国际媒体也指出，这是中国在香港实施大陆式控制的又一表现。
而从中共角度看，此举合乎逻辑。既然香港已回归，就没有理由不施行与内地一致的治理方式。北京当局对于香港2019年的大规模群众示威记忆犹新，认为必须构建严密的基层防控体系，才能避免类似事件重演。失去了民主派区议会和公民社会，基层权力真空需要亲政府力量填补。关爱队以及未来委任的新区议会委员，将成为北京在港的眼睛和耳目，时刻警惕任何苗头蠢动。如同内地各社区都有网格员、信息员，在香港每栋楼每条街，或许也都将布满这样的"热心群众"。
过度重视枫桥经验，并非中共治理能力强大的表现，而恰恰相反，说明了习近平政府在制度化、法治化治理上的无力和退缩。当现代法治、专业对策无法有效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时，退回到了依靠群众斗争、高压监控的老路子。这种准文革做法本身反映了治理困境。
以香港为例，2019年反修例风波，虽然有外部因素和本地激进派的作用，但更深层次在于港府施政不善、社会经济深层矛盾：贫富悬殊、楼价高企、年轻人向上流动无望。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智慧和妥协，而北京与港府并没有拿出针对贫困、住房、青年就业的有力改革，而一味归咎于敌对势力煽动，最终采取的措施是政治镇压和加强控制。因为没有真正触及问题根源，而推行枫桥经验，在基层抓紧不满政府的苗头，压抑怨气，或许能短期维稳，但不能创造真实的和谐。
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心知肚明，政府此举目的就是防止民怨爆发。如果不解决经济问题，这是治标不治本，矛盾还是在那里。当局选择这种权宜之计，恰说明他们除了维稳别无良策。更大的隐忧在于，群众斗争机制容易导致冤假错案和社会撕裂。往年大陆枫桥经验的极端化运用，造成许多村民之间互相揭发的悲剧。若香港也引入类似举报文化，多元宽松的社会传统将被破坏，人人自危，不信任的气氛可能滋生。一些案例已经出现端倪：市民因在家播放抗争歌曲被邻居报警举报，教师因课堂言论被学生家长拍照举报。这种文革翻版令人忧心。
一旦强调群众专政，往往伴随着法治的退场。基层人员为完成维稳任务，可以绕过正常法律程序处理所谓异见人士，权力的滥用难以避免。香港引以为傲的法治公正，将荡然无存，这对于香港长远的社会稳定，显然不是好事。
习近平在香港再现枫桥经验，其象征意义也耐人寻味。毛泽东当年热衷此道，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极度原始、政治高于法治的年代。习近平作为一个21世纪的大国领袖，重新拾起这套老方法，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标志着中共治理理念的巨大倒退，从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承诺，回归到依赖运动式管理和群众组织。有人说这是旧瓶装新酒，但更可能是新瓶装旧酒。不论包装如何，群众斗群众的本质没变，暴露了当权者对真正制度化、法治化统治缺乏信心，宁可依靠斗争哲学来维系秩序。
对于习近平而言，在香港实施枫桥经验还有一个目的：淡化一国两制的残余影响。通过推动香港管理大陆化，希望最终让香港民众的思维方式也大陆化，不再有特殊意识。到2047年一国两制期限结束时，就不会引起波澜。但这个愿景能否实现还很难说，毕竟香港社会有百年以上的市民社会传统和国际观念，不会那么容易被改造成内地化。强行推进这些维稳措施，短期内港人或许服从，但内心的抵触和对身份的迷失可能积累，未来一旦有机会，可能爆发更大反弹。
总之，枫桥经验在香港的推行，是习近平治理策略的一个缩影：追求高度控制和自上而下动员，回避深层改革和社会协商。这一历史循环的出现，说明了他在维稳上不惜一切代价，也反映了统治术的局限。当一个现代社会需要用半个多世纪前的做法来维持稳定时，我们有理由质疑这种稳定能走多远。这是一种悲哀的治理能力枯竭，当高压与动员再无出路可寻，权威距离危机也就不远了。
通过前文分析可见，习近平的重新发明中共策略，虽然短期内巩固了个人权利和党内统一，但其激进做法也埋下了深远的隐患：权力过度集中、制度僵化、治理困境加剧、民族主义泛滥。这些因素彼此交织，可能在未来引发系统性风险。
历史的经验表明，当政治体制失去弹性、经济动力衰减且对内高压对外冒进时，往往会遇到巨大的不稳定。尽管习近平试图以极权手段稳如磐石，但其实打压之下暗流涌动。接下来我们从几个方面对未来风险做出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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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高度集中下的决策僵化与失误风险：
习近平通过重新发明共产党，建立起个人极度集权的体制。这种近乎绝对的权威，意味着决策缺乏纠错机制，一旦最高领导判断失误，整个系统将集体跟随错方向，直到酿成大祸方可能惊醒。如持续三年的清零防疫政策，在奥米克戎毒性减弱、世界普遍开放的情况下，仍在中国强行执行，导致经济民生受到重创。
2022年末大规模白纸运动抗议是对过度集权模式的一次警示。由于缺乏及时反馈和多元声音，政策纠偏被严重迟滞。在没有制度化监督的情况下，错误决策无法迅速纠正，能轻易激发民怨，当局固然以镇压应对，但这只治标不治本。
实际上，中国在白纸运动后仍存在重大动荡风险。未来若经济前景继续恶化，类似抗议可能再起，届时要么政府被迫政策大幅转轨以平息民怨，削弱习近平威信，要么选择更严厉镇压，进一步激化矛盾。这两种结果都将令政局陷入险境。因此，决策高度集中造成的脆弱性是未来首要风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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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缓冲的消失也带来权力真空风险。习近平扫除其他派系，排除中共元老影响，表面上促进党内团结，但也意味着失去了第二线或替代方案。如果习本人有闪失，如健康问题或意外失事，目前体制内缺乏可服众的接班人选，可能导致权力真空和争夺。
过往中共高层尚请遵循集体领导时，有一定派系平衡和预设接班机制。现在，二十大上连形式上的接班人都没有出现，常委清一色老将，习近平长期连任甚至终身执政的可能性还在上升。这种破坏代际更替的安排埋藏一个巨大的危机：若习突然无法履职来主持大局，在无规则的情况下，会引发新一轮党内权力争夺。
苏共历史上，勃列日涅夫晚年僵化统治导致其死后继任者频繁更迭，最终整个体制滑向失控。中共高层当前打破任期制的做法，虽然短期巩固习的地位，长期却是权力过度集中的隐患。一旦未来某个时刻出现重大问题，可能带来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甚至崩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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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财政困境的累积风险同样不容忽视。习近平的新路线弱化了经济增长优先策略，导致中国经济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压力。GDP增速下滑，青年失业率高企，2023年一度官方数据达20%以上后直接停报。房地产和地方债务危机突显，显示出财政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被认为是定时炸弹。截至2023年底，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已占GDP的31%，更惊人的是隐性债务（如融资平台等）累计高达GDP的48%。地方政府收入在房地产调控后大幅下降，2020年地方财政收入中超过40%依赖土地出让，房市低迷令土地收入急剧缩水，多地方出现财政紧张，基本公共服务资金不足，甚至有些省份出现隐性债务危机。
中央虽推出特别国债为地方纾困，但杯水难救大火，中央自身财力也有限。债务问题叠加经济转型不顺，中国距离财政悬崖并不遥远。一旦地方政府无力维持运转，引发基层治理失灵，各种社会问题会迅速凸显。更危险的是，经济困境可能反过来促使当局依赖民族主义和外部冲突来转移视线，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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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外交孤立的冲突风险也在上升。习近平善于鼓动的民族主义虽然在内部凝聚支持，在对外关系上却造成紧张局势。过去几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已明显恶化。中美关系跌至低谷，欧洲对华疑虑上升，周边日本印度等国加强对华防备。"战狼外交"和高调民族主义言论使中国在全球民意调查中的形象下降。2022年开始的俄乌战争中，北京对莫斯科的偏袒进一步疏远了西方，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可能面临半冷战时的外交孤立。
在这种压力下，民族主义可能推动领导层采取冒险行为，如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如果北京认为内外交困无法化解，不排除以武力解决台湾作为破局选择，这是民族主义者长期鼓吹的历史使命。虽然对外战争风险极高，一旦发动台海战役，中国将直接与美国及盟友对抗，经济制裁和军事失利的可能性不容忽视。如果战事失利，将极大动摇习近平和中共的统治根基；即便取得小胜，附带代价也会重创经济民生，动摇民心。
历史上专制政权往往在对外战争失败后迅速崩溃，阿根廷军政府在马岛战争失败后垮台就是一例。激烈民族主义情绪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胜利时狂热，失败时也可能反噬政权。如今中共高举民族复兴旗帜，有朝一日国家遭遇重大挫败，民众的愤怒将无可避免地指向执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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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撕裂与地方离心倾向风险也在增加。习近平的高压政策和思想改造在全国推行，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心悦诚服接受。一些经济发达和思想相对开放的地区，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往常地方和中央关系较为合作，地方有一定自主发展空间。近年中央集权加剧，加上清零造成地方经济损失，地方官员积怨日深，对北京机关的抵触情绪增加，在2022年白纸运动时集中爆发。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市民罕见地公开表达不满，甚至喊出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虽然运动被压下，但社会撕裂已经形成。一旦中央经济支持持续不足，维稳成本又加重地方财政负担，各地便可能出现离心力。中国幅员辽阔，各省情况差异巨大，如果中央权威有一刻松动，部分地方可能冒出自治甚至半独立倾向。历史上晚清时，各省督抚就曾各自为政；苏联解体时各加盟国更纷纷独立。目前这种风险还不明显，但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可能性。
特别考虑到习近平破坏了党内权力共享，地方利益难以在中央得到表达，未来矛盾激化时，地方选择自保的可能性增加。政权崩溃若发生，首先买单的是地方政府，他们或许会转而把矛盾推向中央，导致政治离心。
总体而言，习近平再造中共的举措，强化了极权的同时，积蓄了巨大系统性风险。仿佛用力过猛、拉紧的弓弦，一旦断裂将反噬拉弓者。目前中国表面平静，风险因素在各领域累积：政治上没有了纠错和平衡，社会上压抑的不满无处宣泄，经济上债台高筑、结构失衡，外交上树敌过多、缺少盟友。这些都让人想起苏联崩溃和国民党崩溃的一些迹象。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进入僵化，经济停滞、贪腐成风，还在阿富汗深陷泥潭。1980年代稍微放松控制便陷入大乱，最终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晚期，同样是独裁高压，通货膨胀失控、官员贪腐，最终在内战中兵败被推翻。虽然中国与前述历史不完全相同，但盛极而衰的教训总有相似之处。
如美国外交事务分析所言，习近平的个人主义统治使中国政治异常化，破坏了原有制度平衡，长远看降低了政权的韧性。换言之，今日种下的隐忧种子，可能在明日结出苦果。对于习近平本人而言，他显然希望通过更强控制来化解风险，但事实可能是以怨报怨。
近期迹象表明，北京开始采取一些纠偏措施，如放松对科技行业的打压，高调安抚民营企业家，试图恢复经济信心。外交上，努力稳住与欧洲和东南亚关系，避免全面对立。这显示高层对国内外形势严峻性有所认知。然而体制惯性一旦形成，并非轻易可转。过去十年的极权回潮和斗争思维已深刻改变了党和社会，想要扭转，恐怕并非习近平所能做到，因为那等于否定他自己的路线。
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会继续沿着现在的路走下去，直到风险真正爆发。一旦中国进入全面危机，是否能控制局面，难以预料。历史教训将重演："星火可以燎原"，各种矛盾长久积压，一旦引爆则山呼海啸不可收拾。
从历史宏观的视角审视习近平这十余年来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以超常规的手段和胆略，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在他的主导下，中共这部执政机器被拆解，修改重新组装。旧日的规则、派系、人事架构被打破，一个全新的、围绕核心运转的权力体系建立起来。在意识形态上，回归革命意识，融入民族主义色彩；在组织上他抛弃集体领导，转向个人高度集权。或许这就是他所理解的"重新发明中国共产党"——让这个有百年历史的组织在二十一世纪焕发第二春，打造一个听命于他意志的新党。然而拆解旧党容易，创造新党却决非易事。习近平的激进重构虽在中国政坛注入强权和秩序的同时，但也带来了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表面看，今天的中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调政令一致，几乎铁板一块。但这种统一是经由恐惧和高压实现的，缺乏内在的包容弹性，一旦压力超出阈值，可能会硬生而断。这就像一串改基因的作物，前期或许高产抗病，但隐藏的负面作用难料。习近平重造的中共亦如此，剔除了先前存在的反对派、党内不同声音、经济利益平衡、基层自主空间，短期看运转更听话高效，长期却因为没有缓冲，更易失控。
更重要的是，历史的代价将由人民来承担。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深刻影响到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和未来。反复打破既有利益格局使得普通公务员战战兢兢、经济不敢作为。国际封锁和清零封控使大量小企业倒闭，年轻人失业增多。极端民族主义宣传高涨时，理性的声音被排斥，社会整体陷入狂热偏执。这些都对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损伤。
如果未来政局出现闪失，首先受苦的也是普通百姓。若经济崩盘，人民的积蓄和就业化为乌有；若外交冲突升级，首先牺牲的是平民与士兵。历史一再证明，专权政治的错误最终由民众买单。斯大林晚年制造的恐怖与经济停滞，俄罗斯人民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得以真正清算。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革使中国陷入十年动乱，中华文明被改造为封建制度与共产主义嫁接的怪胎，几代人付出惨痛代价。
习近平再造中共之举同样蕴含巨大的历史成本。拆掉一个旧党如反掌易举，但要造就一个新党却困难重重，因为前者只需强权和阴谋，后者却需要智慧和远见。如果习近平的新中共不能成功应对自身制造的挑战，而之前摧毁的党内智慧和社会机制又无从再生，崩溃的冲击力也将无人可挡。正如拆房子容易，建大厦难，如果新建的房梁内部有隐患，整座建筑垮塌时将更加惨烈，生活其间的人民将承受巨大的损失和痛苦。
目前，习近平以历史周期率的挑战者自居，声称通过自我革命跳出王朝兴衰怪圈。然而，他选择的路径却并非真正意义的民主和法治，而是回到权力高度集中的循环，令人为中国的前景捏一把汗。或许在可预见的几年内，他的体制还能维持稳态，甚至显示出一定优势。但展望更长远的将来，其脆弱性终将逐渐暴露，一旦时代风向有变，他所建立的一切恐怕将会土崩瓦解。
历史大势浩浩荡荡，但并非不可逆转。习近平能发明中共一次，但未必能掌控其命运于未来。最后我们应铭记，历史的清算往往迟到但不缺席。习近平通过拆党造党所累积的矛盾和代价，将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体现，这些后果很大程度上将由中国人民来承担。无论是经济倒退、社会动荡还是国际冲突，实质都是对人民福祉的损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人民是历史的最终裁判者。如果新的体制不能给大众带来幸福和安全，那么历史的周期率依然会周而复始，使这场雄心勃勃的再造将沦为又一次治乱循环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