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笑话虽然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表现，但也体现了苏联人民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这些笑话的存在就证明，不论苏联官方如何粉饰，如何用美好的谎言掩盖残酷的真相，至少苏联人民是清醒的。也是这些笑话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最高级的笑话从不需要刻意的创作，它真正做到了源于现实但却高于现实。我个人认为，苏联政治笑话堪称 20 世纪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它是匕首是投枪，或许我们不能说它们在黑暗中杀出一条血路，但至少在黑暗中透过了些许光亮。
戈尔巴乔夫是最后一任领导人，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苏联笑话和以往时代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讽刺笑话必然有一个靶子或者说是攻击的对象，过去那三个时代，苏联笑话的靶子，主要就是苏联的制度、权力、警察、社会管制和思想钳制，也就是说这些笑话确实有着很强的政治色彩。但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笑话的靶子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很多笑话都是针对经济现象或是社会现象，针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笑话，更是寥寥无几。但是苏联毕竟是苏联，这些奇葩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归根结底，都是苏联特殊体制的特殊产物，所以这些笑话还是有着政治的性质。
不过即便如此，纵观戈尔巴乔夫时代整整六年时间，笑话的产量和质量都不算高，属于苏联笑话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我们看戈尔巴乔夫之前的三个时代，或是暴力霸道、或是蠢笨无知、或是老迈昏聩，这些都是诞生笑话的绝佳素材，可是戈尔巴乔夫，个人能力暂且不谈，至少他不存在以上这些特点。再者，虽然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屡屡犯错，但他提出的“公开”和“改造”两项改革计划，确实不是单纯的喊口号，他真的是努力做了，而且哪怕我做得不好甚至很差，都是允许民众提出批评的。而一旦人们可以公开讨论，他们也就不再需要讲笑话，来发泄被压抑的情绪了。
1985 年，戈尔巴乔夫成为了苏共总书记，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开始了他的改革计划：加速战略。其实客观地讲，加速战略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在他之前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就已经在各种报告中使用了“加速”一词。但是戈尔巴乔夫把加速的范围扩大了，他曾说：加速发展战略既指物质意义上，也是精神意义上的革命措施，而在革命过程中占首位的无疑是政治。也就是说，加速不再局限于科技和社会领域，还要拓展到更为重要且根本的政治领域，只有改变苏联的政治现实，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加速发展。
于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就提出了“公开”和“改造”。相对于以往各个时代，这两项计划可以说是大刀阔斧，戈尔巴乔夫这是在向强大的历史惯性宣战，那么问题就来了，他怎么敢呢？首先很关键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进入权力中心的时间非常晚，1978 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还是北高加索一个地区的地方官，直到这一年的夏天，他才被召入莫斯科，晋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后，戈尔巴乔夫就是一路平步青云，1985 年 3 月，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由此，戈尔巴乔夫就成为了苏联第一位没有参加过二战的最高领导人，而且当时戈尔巴乔夫确实比较年轻，只有 54 岁，很多苏联人都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就意味着苏联“老人政治”的终结。
有一则笑话就这样讲：
问：谁在政治局里扶持戈尔巴乔夫？答：他不需要，他自己能走。
你看，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笑话的特点，很多也不是针对戈尔巴乔夫，还是对过去进行调侃和讽刺。因为进入权力中心的时间比较短，再加上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苏联中央较不稳定的政治环境，所以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来得及蜕化成一位老奸巨猾的政客，没有变得故步自封、死气沉沉，反倒是有勇气向传统发起挑战。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是亲身经历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腐败和停滞，这也是他决心改革的主要因素。当时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很多苏联高层都认识到，苏联的政治官僚化和经济体制僵化，严重阻碍了苏联的经济发展，作为全球唯二的超级大国，苏联甚至存在着严重的粮食供应危机，经济萎靡就进一步导致苏联各阶层和各民族之间，也是矛盾丛生，社会问题日益加剧。更危险的是，苏联人民已经被折磨得没有信心了，讲什么好话我都不信，苏联的意识形态正在急剧衰落，但是面对这一状况，苏联的当权者们却在蔓延性的堕落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怎么办？戈尔巴乔夫唯有改革，当然改革有不同的方式，大体上看，戈尔巴乔夫有三种选择：一是对传统的意识形态进行革新，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二是悄无声息地用俄罗斯民族主义，把传统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三是以某种形式重回斯大林主义，通过强人政治打造绝对权威，以此改造政治现实、重新凝聚苏联人民。
当然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选择了第一种方式，对传统的意识形态进行革新，也就是所谓的公开和改造。其实做此选择也不难理解，戈尔巴乔夫出生于 1931 年，他本身就是苏联的产物，完全抛弃苏联意识形态，用俄罗斯民族主义取而代之，对他来讲并不现实。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苏联的产物也不容易，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的童年时代，他经历过 1932 年的大饥荒，也经历过大清洗时代的残酷，祖父和外祖父都被流放西伯利亚，所以戈尔巴乔夫对强人政治也很抵触。当然选择哪一种方式，也不只是做排除法，戈尔巴乔夫本人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位法学家，同时也是农业学家，这种知识分子的身份，或许也注定他要走上一条温和的改革之路。
刚才已经讲了，改革主要就是两方面，一是公开，二是改造。所谓的公开，就是放弃之前的言论管制，有什么问题，咱们放在桌面上，大家畅所欲言，新闻媒体要更开放，文化艺术也要更自由。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这种相对自由的社会讨论，可以找到苏联制度的缺点、问题以及错误的症结所在，同时也对苏联的过去进行反思，通过这样的公开，或许苏联人民就可以重拾信心，摆脱长久以来的冷漠，积极投身到国家建设之中。所谓的改造，就是对苏联现有的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法律各方面开启变革，目的是减少官僚主义，增加工农企业的自主权，制定完备的法律，法无禁止皆可为，以此让苏联制度变得灵活起来。当然了不管怎样讲，戈尔巴乔夫并不想搞西方那种民主、多元化或自由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苏联原本的意识形态并不会受到动摇，但戈尔巴乔夫确实在努力推动一项他所认为的“根本变革”，绝不是对现有制度改头换面、巧加包装，也没有像之前那几位一样，用欺骗和谎言来冒充改革的实质、闭着眼睛胡乱编造改革的成就。
当然可想而知，既然你要玩真的，那等待戈尔巴乔夫的，必然是各种阻力，而且是全方位的强大阻力。首先就是苏联权贵，主要就是中央委员会那 400 多人，他们担心公开和改造会导致当局权威的下降，以后讲话不好使了这怎么行？而且他们的反对可不只是态度，那真是行动起来了，比如说删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稿，或是联合起来否决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还有戈尔巴乔夫一直在推动非党人士担任政府要职，或是在各级政府中，邀请非党人士参加差额选举，当然最后也没搞成，这就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其实是相当有限的。第二个阻力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当时的苏联，只是国家经济机构，就有 1530 万名官员，他们也担心改革会使他们失去职务和特权。
第三个阻力那就相当狠了——苏联民众，由于长期的犬儒主义，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戈尔巴乔夫真是要有所作为，苏联人凭着经验和习惯认为，戈尔巴乔夫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等火灭了该咋样还是咋样，换汤不换药，与其大谈改革，不如多发一些面包。哪怕是戈尔巴乔夫的天然盟友，也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和广大的知识分子，也对改革持冷漠的观望态度，甚至认为，改革将会进一步恶化现状，有两则笑话就对改革提出了怀疑：
——肉丸子为什么变成立方形的？
——改造。
——为什么半生不熟？
——加速。
——为什么是苦的？
——要国家批准。
——你为什么厚颜无耻地告诉我这些？
——公开性。
戈尔巴乔夫向积极分子发表讲话：我们必须从停滞转变为快速发展。大厅里响起一个声音：我们干双班。
戈尔巴乔夫继续说：我们必须完成全面改造。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我们干三班。
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会尽国际义务。
还是那个声音：我们会不分日夜地工作。
会议结束后，戈尔巴乔夫找到了说话的人问他：同志，你在哪里工作？那人回答说：我是火葬场的。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面对的强大阻力，苏联上下还有几个人支持他呢？但是不改又不行，所以无奈之下，戈尔巴乔夫只能从小事做起，希望一点点改变现状，于是就有了后来著名的反对酗酒，以及其他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号召。戈尔巴乔夫希望，可以通过这些改变生活陋习的小举措，提高苏联人的积极性和纪律性，于是乎就诞生了一系列小笑话：
公交车报站：这一站，酒店。下一站，买酒队伍的终点。
领导和秘书在办公室里做爱，领导说：不要关门，人家会以为我们在这里喝酒。
戈尔巴乔夫颁布限酒令后，想要买到酒只能在指定销售处排长队来买。一个莫斯科人排队烦了，就嚷道：我要到克里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干掉。然后转身离去。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旁边人问他：已经干掉了吗？他回答道：干什么干啊！那里的队伍比这里还长。
一男子来到酒馆喊道：来瓶儿伏特加！侍者说：10 卢布。男子不解：上次来还是 5 卢布，这次怎么就 10 卢布了？侍者说：伏特加 5 卢布，另外 5 卢布是党的革命基金。男⼈不情愿地掏出 10 卢布递给侍者。奇怪的是，侍者又找给他 5 卢布。男子问：怎么又找给我 5 卢布？侍者回答：酒都卖光了。
从这些笑话中就可以看出来，哪怕是一些确实有利于社会的改造，苏联民众也要把它们变成笑话的靶子。今天，有人回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会把这些笑话的出现解释为苏联人不赞成他的改革，进而证明改革是错误的。但我感觉这种解释有些牵强，实际上，苏联人是谈不上支持也谈不上反对，他们还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你改你的革，我讲我的笑话，反正几十年就是这么过的，至多就是一种怀疑和不信任。当然不论如何，我们都要承认，戈尔巴乔夫确实给苏联带去了全新的气象，可以说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位苏联领导人像他一样，对本国制度抱有如此直率的反思态度。特别是他主张的“公开性”，确实让新闻媒体和苏联人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并因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对苏联的政治腐败造成了猛烈的冲击。有两则笑话就能反映这种公开性：
问：部长和苍蝇有什么相同的地方？答：他们都可以用报纸来掐死。
戈尔巴乔夫在别墅里和妻子赖莎一起度假。早上，戈尔巴乔夫穿着内裤走到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赖莎喊道：亲爱的，回来穿上睡衣。戈尔巴乔夫很疑惑：亲爱的，你是怎么隔着两间屋子看到我的？赖莎说：我看不见，我在听自由欧洲电台。
毫无疑问，这种公开性当然是好的，是别开生面的，有助于改善苏联的政治现实。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开性，当那些被死死捂住的丑闻被不断地披露出来之后，也成为了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一则经典的火车笑话：
说苏联领导人坐火车旅行，铁轨到了尽头，火车被迫停下。
列宁号召：立即发动无产者搞星期六义务劳动，修好铁路，直通共产主义。
斯大林抽着烟斗，严肃地下令：给我调拨 100 万劳改犯，修不通铁路，统统枪毙。赫鲁晓夫敲着皮鞋喊道：把后面的铁路接到前面去，火车继续开。
勃列日涅夫挥舞着双手说：同志们，咱们不妨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努力摇晃自己的身体，作出火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最后，戈尔巴乔夫沉思道：把火车拆了，到有铁轨的地方再组装起来。于是，苏联解体了。
笑话归笑话，“公开性”绝对不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实事求是，“公开”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与之相对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造”，其实没有起到任何“改造”的效果，更无法挽救苏联注定败亡的命运。究其原因，当然有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也有苏联民众普遍的不信任。不过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改革本身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这个问题的根本就是苏联僵化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早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不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造，不实现彻底的思想解放，任何美妙的改造计划都将是无力回天。苏联问题专家大卫·萨特就曾这样写道：一个神学制度，是很难进行教义改革的。戈尔巴乔夫也是如此，他试图用不改变意识形态的办法，去挽救和保存一个因为这样的意识形态而走向衰亡的国家，到头来付出再多努力，也只能是竹篮打水。这就好比是咱们这档节目，它为什么不赚钱？当然是因为形式的问题，时间太长、形式枯燥，但我不去改变形式，而是从内容下手，从科普转向人文，那就转上天也没用。
所以不论戈尔巴乔夫本人如何把自己的改革，赋予全新的色彩，从本质上看，它和斯大林的“苏联先建成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的“二十年实现共产主义”，并没有什么区别。至于苏联人，也早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号召厌倦了，戈尔巴乔夫越是把改革描绘成挽救苏联的灵丹妙药，苏联人就越是不相信天下能有这档子好事。恰恰相反，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改革无法达到目的，失败的结局早已注定，那是不改革要死，改革也是要死。一位匈牙利记者就讲了一个笑话：
我有一位亲戚问法医，死者的死因是什么？法医回答说：因为我解剖了他。总而言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已经是病入膏肓，他本人寄希望于不动根基的小修小补，再加上苏联民众的人心涣散、悲观绝望，改革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加速灭亡。
苏联解体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意识到了失败的原因，虽然他始终相信苏联的制度是可以改造的，但他还是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如果俄国人沿着二月革命的路走下去，如果这个国家继续的是多元政治，那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也会好得多...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错误是，他们用来应急的暴力手段和方式并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直沿用下去...这是一个用暴力来强加于社会的模式，一个用暴力来迫害人的模式...别的国家也和苏联一样经历了工业化，但却有基本的规则和民主。但是在俄国，一切都是用流血在做实验。
可以说这是少见的沉痛的、坦率的反思，当然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已经不再是苏联最高领导人，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但从有限的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在他领导苏联时，他确实可以不带敌意地看待和理解民间的政治笑话，以至于自己都讲起了笑话。1988 年 4 月，在会见地区党书记时，戈尔巴乔夫就讲了一则笑话：劳动阶级生产许多干邑美酒，都喝进了代表他们的人的肚子里去。1987 年 4 月，在会见波兰首脑时，戈尔巴乔夫还讲了一则关于人浮于事的笑话：说两个人推着一个独轮车在走。一个人问他们，为什么要两个人推？他们回答说：因为第三个人休病假了。
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苏联政治笑话是推动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的因素之一。当时关于政治笑话，有两种解释的理论，一种理论认为，笑话是一种“微型革命”，目的是挑战政治权威。第二种理论认为，笑话是释放民怨怒气的安全阀，帮助延长政治压制的统治。而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讲，这两种理论都正确，笑话虽然是笑话，也有真实的东西，它们最终成为了改革的一种民意依据。1989 年，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郊外会见工人，他就讲了这样一句话：政治笑话是我们的救赎。好了，苏联笑话到此完结。虽然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笑话已成残花败柳、无甚可观，也虽然苏联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和社会文化，苏联笑话并不会消失。因为它来源于权力的游戏，只要权力的游戏仍在继续，只要暴力和压迫仍然存在，政治笑话就会以新的形式不断出现，而当我们追溯政治笑话的源头和典型时，也一定会重新讲起苏联政治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