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整个社会笼罩着恐怖和暴力的气氛，特别是 30 年代发起的肃反运动，完全就是一场政治迫害，在政治审查的名义下，那是充满了欲加之罪、冤假错案、屈打成招，最后有 130 万人被判刑，其中 68.2 万人遭到处决。在当时的苏联，许多大人物会一夜之间消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因为时势变化得太快，教科书根本来不及改写，所以学校就会根据苏联教育部的要求，把学生的书收上去，然后划掉一些内容，小学的读物甚至减少了 2/3，这倒是给学生和老师减轻了不少学习和教学负担。
可以说在这样的恐怖统治下，暴力消灭了任何稍有勇气和良心敢于说不的人，而剩下的人则是个个朝不保夕，保不齐哪一天，自己就会因为一句话、因为邻居无中生有的举报和诽谤，甚至是因为一个表情一个眼神，成为了被迫害的对象。但是不论环境怎样严酷，苏联人还是管不住嘴，忍不住想讲笑话。因为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幽默可以把危险的现实转变扭曲成儿戏，这样就可以减轻危险对人的影响，钝化人的恐惧和痛苦，稍稍释放一下压抑的情绪。所以讲笑话其实是一种犬儒主义的生存手段，是人在危险的环境中，所采取的自我保护机制。当然也是通过讲笑话，苏联人对恐怖统治和荒谬的政治迫害，进行了讽刺和控诉。
说凌晨四点，有人敲响了莫斯科一间公寓的大门，结果没有人敢去开门，最后有一位住户鼓起勇气去开门，屋子里面的人只听到他和门外的人小声嘀咕，具体说什么听不清楚。过了一会儿，这哥们回来了，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他高兴地对惊恐的邻居们说：同志们别担心了，小事一桩，不过是房子着火了。
斯大林在大会上作报告，突然有人打了个喷嚏。斯大林问道：谁在打喷嚏？会场一片寂静。看到没有人回答自己的问题，斯大林非常生气他吼道：第一排起立，把他们枪毙了！然后斯大林又问：刚才谁打喷嚏了？还是没有人回答。“第二排起立，把他们也给枪毙了”。斯大林又一次问道：谁打喷嚏了？这个时候，大厅里面想起了一个颤抖的声音：是我，是我。斯大林说：小心身体，同志，别感冒了。
有一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待自己家乡格鲁吉亚来的代表团，接见完以后，他发现自己的烟斗不见了，到处找也找不到。于是他就把自己的亲信贝利亚喊了过去，让他赶紧去把代表团追回来，问问他们是谁偷走了烟斗。结果贝利亚离开后不久，他就在自己的桌子底下找到了掉落的烟斗。过了一会儿贝利亚回来了，斯大林说我找到我的烟斗了，你那边的事情办得怎么样？贝利亚回答说：他们一半的人已经招供偷了您的烟斗，还有一半的人在讯问中死了。
教授问一名学生：《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作者是谁？学生很紧张，说不是我写的。然后教授就向系主任汇报了这件事，系主任马上给警察局的朋友打了电话，请他帮忙调查一下《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作者到底是谁。过了几天，警察打回来电话说别担心，我们已经查清楚了，通过和那位学生谈话，他已经承认自己确实写了《叶甫盖尼·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著名的长篇诗体小说）
两个朋友在寒冷的冬夜走在莫斯科街头，零下二十度的严寒让他们感觉非常冷，其中一个人忍不住就说了一句话：真受不了了。结果话音刚落，一个便衣警察就走上前来说你被逮捕了。那个人很吃惊，他问为什么？警察解释道，你刚才说你受不了苏联了。这个人赶忙解释，我说的不是苏联，是说受不了这么冷的天气。警察说，你撒谎，寒冷是可以忍受的，如果有什么不能忍受的，那一定是苏联政府。
说地狱有个规矩，谁在人间害了人，被害人的血就会淹没此人。有一次，上帝去地狱视察，结果发现血只浸到了贝利亚的腿，上帝就很奇怪，他问贝利亚：你杀了那么多人，怎么血只到你的腿呢？贝利亚回答道：因为我站在斯大林的肩膀上。
斯大林去看一场苏联喜剧电影的首映式，在影片播放时，他一直哈哈大笑，不过在电影结束之后他突然问道：我喜欢这部电影，可是为什么那个丑角的小胡子和我的一样？所有人都噤若寒蝉，只有一个人胆怯地提议道：斯大林同志，要不让他把胡子剃了吧？斯大林说：好主意，枪毙之前先把胡子给剃了。
说拉宾诺维奇和他的妻子坐电车回家，在车上他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妻子立刻捂住他的嘴，着急地对他说：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公共场合千万不要谈论政治。
通过这些笑话，我们可以发现，再暴力的恐怖统治，其实也无法彻底摧毁民间真实的意识，苏联老百姓还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自由意志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有个笑话就这样讲：
说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苏联人，三个人互相吹牛，比比谁更勇敢？美国人说，我们每 5 个人就有 1 个死于车祸，但是我们还敢开车。法国人说，我们国家卖春的女性每 4 个就有 1 个有梅毒，但是我们还敢去妓院。苏联人说，我们每 3 个人就有 1 个告密者，但是我们还敢讲笑话。
当然面对这一现象，苏联官方不会视而不见，在苏联刑法中，有一个罪名叫“反苏宣传罪”，这个罪名就规定，诬蔑、随口议论、咒骂、漫画、涂鸦、散发小册子和传单，都属于反苏言论，其中自然也包括讲笑话。所以也有很多人，因为讲笑话甚至是听笑话，遭到逮捕和审判。于是苏联就诞生了一些笑话，专门讽刺因为讲笑话而获罪：
说有一个法官审判了一位讲笑话的犯人，结果自己笑得直不起腰了，另一个法官就问有什么好笑的？这位法官回答说，就是因为太好笑了，所以我判了他 10 年。
监狱里面关了三个犯人，他们互相介绍自己被关起来的原因，犯人甲说，我讲了一个笑话；犯人乙说，我听了一个笑话还哈哈大笑；犯人丙说，都是我不好，我去朋友家，有人讲了一个笑话，我回到家里寻思，明天要不要去告发他们，谁知道天还没亮，我就被抓起来了。
其实今天回看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历史，虽然有这些充满讽刺的笑话存在，但是不能否认，苏联人的思想还是极度扭曲的。诚然在人类世界，暴力决定了一切，只有暴力，才是权力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唯一来源，但是施暴者，还是喜欢用最美好的理想和最崇高的目标，用这些粗糙的借口对暴力进行包装和粉饰。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屈从于暴力的人们，哪怕认识到了宣传和现实的不一致，认识到了社会的种种问题，但是为了防止出现认知失调，并由此导致精神崩溃，他们也会竭尽全力地为暴力寻找合理的理由，把恐惧合理化、正当化。
就比如说在当时的苏联，人们明明知道，有很多人被随意抓捕、屈打成招，自己也是如履薄冰、朝不保夕，但他们还是不愿意承认这种危险，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确实有很多坏人，所以契卡才到处抓人，只不过偶尔手段有一点过头了，但是出发点是好的，这都是工作上的小瑕疵，是局部的暂时的困难，当坏人都被抓完之后，理想实现的时候，这些问题都会解决。哪怕是自己的亲朋好友以至于父母被逮捕，并遭到不公正的打击，也少有人就因此反对斯大林和苏维埃，反对迫害他们的强大力量。
当然人们可以跟着说谎，也默认谎言的真实性，不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苏联人还是会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自欺，意识到整个苏联社会，在暴力和恐惧之下的虚伪和伪善。所以他们就开始采用一种自嘲的方式，既讽刺自己的无力抗争，也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一个笑话就这样讲：
说发起一个调查：你和苏联是什么关系？第一个人回答说，跟我和我老婆一样，我不爱她，但是还得忍受她。第二个人回答说，跟我和我老婆的关系一样，我爱她但也怕她。最后一个人回答说，也跟我和我老婆的关系一样，我非常希望能换一个新的。
可以说恐惧和暴力，就是斯大林时代最鲜明的特点，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恐惧是靠暴力来维持的，而恐惧也是维持暴力最有效的方式。于是借助着恐惧和暴力，斯大林的个人权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任何事情都在斯大林的控制之下，没有人敢质疑斯大林，也没有人敢在斯大林做出决定之后，多提问一句。至于斯大林本人，他也对自己的权力非常自信，因为这种自信，他也讲过很多展示权力的名言，比如他说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100 万人的死亡就是一个统计数字。还比如说，投票的人什么也决定不了，点票的人决定一切。思想比枪炮更有力量，我们甚至可以给人们枪炮，但怎么能让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呢？教育是武器，教育的效果取决于谁掌握教育、为了什么目的去教育。有人就有问题，没有人就没有问题，死亡能解决所有问题。你看看这些话讲得多么霸气，自然针对这种极致的个人权力，苏联人也没有放掉讲笑话的机会。
说列宁快去世了，他把斯大林召进克里姆林宫，列宁说道：不瞒你说，我还有一个隐忧啊。斯大林专心地听着然后答道：说吧，亲爱的伊里奇。列宁说：那就是，人们会跟你走吗？不知道你想过没有？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道：他们一定会跟我走的，一定会！列宁说：但愿如此，我只是担心，万一他们不跟你走，你怎么办？斯大林回复道：那只好让他们跟你走！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当面指责斯大林搞专制独裁统治，斯大林非常生气，他气急败坏地说道：你再说，我就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
说莫斯科修地铁，工程师把方案上报斯大林审批，不久之后，方案发下来了，上面有斯大林的签字，还有一个圆形的茶杯的印记，于是莫斯科就多了一条环形线。
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格勒更名为伏尔加格勒，不久，另一个世界发来一封电报，上面写到：同意。落款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伏尔加。
斯大林对自己的权力十分自信，当然也对自己的一系列政策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带领苏联走向辉煌。客观地讲，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国力确实是迅猛增长，二战之后，更是成为世界霸主之一。但是也不能否认，苏联老百姓的生活并不算乐观，特别是所谓的集体农庄经济模式，更是把苏联人搞得民不聊生。但是别管怎么样，苏联的宣传部门，还是一如既往地宣传苏联最优秀，苏联人最幸福，所以这也成为了斯大林时期，一大笑话来源。
说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他回到家高兴地和老婆说：看，我们今天有炸鱼吃了。老婆说：没有油啊。那就煮。没有锅啊。那就烤。可是我们也没有柴火。伊万气死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河边，把鱼放生了。结果鱼在水里划了一圈，然后露出头来，举起右鳍激动地高呼：斯大林万岁！
一天，斯大林把自己的秘书叫到身边，让他给自己找一本福音书，秘书很快就拿过来给他，然后斯大林命令道：找一下书中耶稣用 5 条鱼喂饱 1000 个人的地方，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斯大林在办公室发现了老鼠，他跟加里宁省主席抱怨这件事，后者想了想说：您干嘛不立个牌子呢？上面写着“集体农庄”。这样一半的老鼠会饿死，另一半则会跑掉。
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一起坐车去开会，结果路上碰到一头牛把路堵住了，罗斯福下车劝说公牛离开，公牛不搭理他。丘吉尔也下车劝说，牛也不理他。最后斯大林下车了，他在牛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牛撒腿就跑。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很好奇问斯大林刚才跟牛说了什么？斯大林说，我也没说什么，我只是告诉它，再不让路就把你送到集体农庄。
苏联五一劳动节大游行，一个非常老的犹太人举着一个标语，上面写着：为了我快乐的童年时代，谢谢你，斯大林同志。很快就有人找到他，问道：那是什么？你在嘲弄斯大林同志吗？谁都可以看出来，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斯大林同志根本没有出生。老人答道：正是如此。
一年一度的《真理报》征订工作开始了，工作人员找到一个农民问他，你要定这份报纸吗？农民说谢谢，我不抽烟。（当时苏联人习惯用报纸卷烟抽）
随着斯大林个人权力和权威的登峰造极，他的个人崇拜，在苏联也同样是空前绝后，在那样的环境下，别说批评，哪怕是不去赞美，甚至是赞美得不够用力，都是一种错误。当然了不管怎么样，这还是阻挡不了苏联人讲笑话，今天的最后再讲两个有关的笑话。
在一个戏院里面，舞台上悬挂着斯大林的画像、摆放着斯大林的雕像，一个嘉宾正在做着颂扬斯大林的演说，合唱队高唱着斯大林之歌，艺术家们朗诵着赞美斯大林的诗句。这个时候进来一个人，他问：这是什么活动？答：纪念普希金逝世 100 周年大会。
为纪念伟大诗人普希金逝世 100 周年，苏联向全社会征集纪念普希金的雕像设计，最后有三件作品入围：一是站在高加索山上，眺望远方的普希金；二是决斗时被子弹击中，即将倒下的普希金；三是艺术女神替普希金戴上月桂冠。但是最后的优胜作品，并不是以上三者中的任意一个，优胜作品是：正在阅读普希金作品的斯大林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