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纳粹执掌德国政权，作为一个民选政府，在上台初期，普通德国民众还是对纳粹报以很高的期望，他们相信纳粹可以带领德国走出一战的阴霾。事实证明，早期的纳粹确实符合德国人的期望，德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失业率不断下降，在经历了深重的不安全感和沮丧之后，德国人重拾信心。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人虽然也讲笑话，但讲笑话的目的并不是政治反抗，只是调侃纳粹政权某些滑稽可笑的现象，还有一些人们不太习惯的日常行为，像是希特勒敬礼就经常被德国人拿来调侃，这种行为当然不会对德国人的生存和生活构成任何威胁，他们只是觉得古怪、做作、不自然，或者就是单纯的“好玩儿”。
说图勒斯和夏尔穿过一个养牛场，图勒斯踩到了一堆牛粪，差点摔倒。等他回过神来马上举起右手大声说：希特勒万岁！夏尔对他说：你疯了吗？你在干什么？这里没有人在看。图勒斯说：这是规定，你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必须说“希特勒万岁”。
一个醉汉走在路上，遇到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小贩喊道：Heil Kräuter。（这里的Kräuter是德语草药的意思，Heil可以看作是叫卖的口号，用来提醒人们注意的，巧合的是，Heil也被用作纳粹党的口号，表示“万岁”或“敬礼”，所以那个著名的希特勒敬礼就是右手向前伸展到和眉梢齐平，再配上Heil Hitler的口号）醉汉听到小贩喊Heil Kräuter之后，喃喃自语道：我们一定是有新政府了！
说希特勒访问一个疯人院，所有人的病人都向他行希特勒礼。希特勒看见有一个人没有举手行礼，就问：你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行礼？那人回答道：报告元首，我是医院工作人员，不是疯子。
除了调侃这样的日常行为之外，纳粹领导人的外貌和嗜好，也成了很多人取笑的靶子。在这其中，宣传部长保罗·戈培尔和“盖世太保”的创始人、普鲁士邦总理赫尔曼·戈林，就是笑话的常客。这两个人的工作不仅不招人待见，本人也确实有很多好笑的地方。戈培尔个子矮小，据说只有一米六，作为纳粹的宣传负责人，你也能想到，说起话来那是装腔作势、谎话连篇。戈林的特点是很胖，要说希特勒也确实“知人善任”，戈林自尊心比较强、神经敏感，而且十分爱慕虚荣，那领导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再合适不过了。
话说戈培尔有自卑倾向，他就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你每天站在镜子前，不断地对自己说“我重要我重要，世界难不了我”，这样就可以治愈你的毛病了。但戈培尔对医生说：你这法子不好用，我对自己说的话一个字都不相信。
戈林有一次在柏林散步，见到一群孩子在用泥巴和马粪塑人像。戈林问：小朋友啊，这都是谁的塑像啊？孩子答道：这是元首希特勒和戈培尔博士的塑像。戈林说：要不要也塑一个戈林的像呢？孩子回答：不行，没有那么大的一堆马粪。
这就是纳粹统治早期，典型的德国笑话，可以发现，笑话的对象虽然是纳粹颁行的规定，以至于纳粹高层，但这些笑话其实并不具有政治的色彩，它们不过是一些语言的把戏，目的就是逗乐，仅此而已。不过除了这些温和的笑话之外，德国人当然也有属于自己的政治笑话。作为一个专制政府，纳粹党的种种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凌驾于法律之上，当然还有普遍的腐败和暴力，最著名的暴力事件就是1933年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柏林国会大厦被纳粹党付之一炬，借以打击当时的反对党。
说一个厨子正准备煎土豆，但他没有油，于是他就不停地在锅灶上挥舞万字旗，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在万字旗下，许多人都肥得流油。
一位纳粹高官到瑞士访问，看到一栋公共建筑，问这栋楼是干什么用的？接待人员说：这是我们的海军部。这位纳粹官员就笑了：你们瑞士都没有海，全国只有两三条船，要什么海军部呢？瑞士人答道：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海军部？德国不也有司法部吗？
1933年2月27日傍晚，戈林的助手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戈林的办公室大叫道：报告戈林总理，不好了，国会着火啦！戈林看了看钟，摇摇头说：这么快就着火啦？
问：正规军和党卫军的区别是什么？
答：正规军说，预备，开火！党卫军说：预备，放火！
由此可见，当时的德国人很清楚是谁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只是很无奈，德国法律无权制裁执政党，那么德国人就只能通过讲笑话来进行温和的讽刺。以上这些笑话的靶子，都是纳粹国家机器的违法活动，政治色彩比较鲜明，也有着比较明显的政治批判。还有一些笑话针对的是民生艰难，由于民生问题是纳粹政策所造成的，所以这些笑话也属于政治笑话。
天主教徒说：每天早晚都要祷告pray。
纳粹党人说：每天早晚都要交税pay。
四年计划要求，木材要有更重要的用途。那么德国人用什么取暖呢？答案是，用希特勒头脑里的蜘蛛网新型布料做衣服。网是戈培尔吹出来的，线是德国人的耐心纺成的。
有一个人要自杀，先使用绳子上吊，无奈绳子质量太差，一秒钟就断了。他又把头伸进煤气烤箱里，但是从下午2点到5点都没有等到煤气供应。于是他只好靠粮食定量过日子，最后饿死了。
这些笑话事关民生，确实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借助这些笑话，德国人对纳粹政府的政策进行了批判，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笑话并不是针对纳粹统治本身，在德国，纳粹的统治仍然受到认可。原因就在于，1939年战争一开始，德国的扩张非常顺利，不论是闪击波兰，还是征服法国，几乎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这也让德国人充满了自豪感，一战失利的耻辱被彻底扫清。所以虽然对生活偶有不满，但是德国人还是愿意承受着生活上的负担，来支持德军的不断扩张，此时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纳粹的战争罪行。由此也可见，纳粹的极权统治和罪恶行径，其实是在德国人的容忍、顺从，以至于协助下进行的。
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军渐渐地从攻势转为守势，前线接连传来战败的消息，于是德国人的信心开始动摇，特别是在1944年5月，希特勒发动了丧心病狂的“人民攻势”，把青年团的孩子们和不符合条件的60岁以上老人召入军队，经过简单的训练便送去前线，可想而知，面对装备精良、士气正盛的盟军，这群人完全是去送命。与此同时，德国境内的一切物资供应几乎不存在了，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换来的却是死亡和失败，既然如此，德国人的笑话就越发地不客气起来。
希特勒站在英吉利海峡，面对久攻不下的英国，他感慨道：进攻英国为什么就这么难？这个时候犹太先知摩西突然出现在他身边说：如果你没有这么残害我的人民，我本可以告诉你我把红海变成通途的诀窍。看到摩西不愿意告诉自己，希特勒就命令他的卫兵抓住摩西严刑拷打，逼他说出诀窍。摩西不堪酷刑，终于说道：我只是用了上帝送给我的手杖，海水就会分开成为道路。希特勒吼道：那么你的手杖呢？摩西说：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希特勒与戈林、戈培尔和食品部长培克开会，希特勒问戈林：我们的飞机和燃料还能维持多久？戈林答道：报告元首，五年。希特勒问戈培尔：你的宣传还能让人民忍受多久？戈培尔回答：报告元首，十年。希特勒又问培克：粮食供应还能维持多久？报告元首，足够吃上二十年。希特勒很高兴，他说：那么战争还能进行得更久一些。这时培克举起手忐忑不安地对希特勒说：报告元首，我的意思是够我们四个人的。
这样的笑话攻击力就很强了，所以到了战争后期，纳粹党对笑话的管制就越来越严格，特别是在德军节节败退时，政治笑话更是成为了严重的罪行。自然的，德国人说话也变得越来越小心，对陌生人根本不敢轻易开口。当然这种管制本身，也成了笑话的靶子。
说一个人去看牙医，牙医说：请张嘴。
看病的人说：不行，我不认识你。
好了，以上这些就是我能搜集到的纳粹时期的德国笑话。很明显，不论是笑话的数量还是笑话的质量，德国笑话都远不如苏联笑话。那问题就来了，同样都是极权政治，为什么会呈现这种差别？这自然和德国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德国人比较严肃，并不以幽默见长，有句话就这样讲：世界上篇幅最小的书是《英国烹调》和《500年德国幽默》。还有人说，纳粹统治的时间很短，只有12年，远不及苏联的72年。但我个人认为，这两点并不是主要原因，比如说时间问题，苏联72年时间，针对苏联政府的原创笑话多达1500则，哪怕是六分之一，德国也应该有250则笑话。但有人经过搜集和整理发现，从1933年到1945年间，普通德国人真正原创的德国笑话只有100则。
我的观点是，苏德两国笑话的差异，更大程度上，还是历史进程没有给德国人创造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压迫关系”。其实客观地讲，当时很多德国人都很清楚纳粹统治的黑暗面，他们对纳粹的种种政策和规定也很不满，对一些党内高官一方面个人生活奢侈、另一方面鼓吹人民节约，更是有所抱怨。但是所有这些不满和抱怨，针对的并不是纳粹统治本身，只是纳粹党的个别人物和个别行为。老话讲就是：德国人认为，纳粹政府主流是好的，大方向包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也是对的。至于德国人面对的一些问题，那也是工作的方式方法有待改进，以及小部分腐败分子和蛀虫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在纳粹政府的极权统治下，普通德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被压迫者。
另一方面，纳粹虽然有着明确的法律条文，禁止危害国家安全和抹黑政府形象的言论，但是执行起来并不严厉。也就是到了战争后期，当德国败局已定时，才开始对公开取笑纳粹政府的人，采取严厉的惩罚手段，但是判死刑的例子还是相当少的。总而言之在纳粹德国，说笑话并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就没有了说笑话的动力。专门研究德国笑话的历史学家鲁道夫·赫尔佐格就说：纳粹时期普通德国人的笑话，与其说是代表了社会良心和个人勇气，不如说是代替了社会良心和个人勇气。赫尔佐格的言外之意就是，德国人不是通过讲笑话进行政治反抗，事实上，他们就没打算进行反抗，或许在德国人看来，纳粹的侵略行径和暴行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这就是纳粹德国和苏联最大的不同。二者都是压迫性的制度，但在这两个制度中，具有自觉意识的被压迫者并不相同，在纳粹德国，认为自己被压迫的是犹太人，不是普通德国人，而在苏联，他们则是许许多多普通的苏联人。政治笑话研究者学者本·路易斯就曾这样说：虽然纳粹的极权压迫和苏联一样残暴，但相比于苏联人，普通德国人更认同他们国家里的统治意识形态，纳粹统治者的残暴主要是针对犹太人，而苏联统治者的残暴针对的却是普通苏联人，不同的压迫关系造成了这两个社会中政治笑话的重要差别。甚至有人认为，纳粹统治时期，普通德国人的笑话根本算不得讽刺，它们只能算是“玩笑”，玩笑和讽刺有着根本区别，玩笑是发生在朋友之间，而讽刺则发生在对立的冲突关系中。所以这些普通德国人的“玩笑”，并不能代表任何反抗纳粹统治的良心和勇气。
于是我们就看到，苏联笑话涉及到了苏联制度的方方面面，但是德国笑话却是在回避这些方面，比如说和苏联一样，纳粹非常喜欢搞群众集会，也很喜欢通过一些或是怪异或是荒唐的崇拜仪式，打造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疯狂崇拜，但是对这些现象，德国笑话都没有涉及。虽然确有一些笑话直接针对纳粹高官的个人缺点和人性弱点，但说实话，这些缺点和弱点，普通人也有，只是因为出现在领导人身上，才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这些笑话就属于政治笑话。比如说关于戈林的笑话，基本上全是嘲笑他的肥胖和虚荣，但却没有笑话直接揭示他的残暴。更神奇的是，针对希特勒本人的笑话，更是没有发现。哪怕到了战争后期，纳粹和希特勒把那么多老弱病残送上战场，哪怕德国人为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大部分普通德国人也不太仇恨和反对纳粹。所以很多史学家都认为，大多数德国人其实是同情和支持纳粹的，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纳粹时期的德国人并不是不讲笑话，他们也讲了很多有趣的笑话，但这些笑话大多都是嘲笑犹太人悲惨处境的。
问：有多少种不同的犹太人？
答：两种。乐观派和悲观派。所有的悲观派都流亡了，所有的乐观派都进了集中营。
在非洲刚果的热带雨林里，两个犹太人莱维和威斯坦偶然相遇了。莱维问威斯坦：你来这里干什么？威斯坦说：我在这里有一个象牙工厂，为了降低成本，我自己捕猎大象，那你又在这里做什么呢？莱维说：跟你差不多，我在这里有一家鳄鱼皮革厂，我是来捕猎鳄鱼的。那你知道我们的朋友赛蒙的近况吗？威斯坦说：他才是真正的冒险家，他还在柏林呢。
犹太人雅克布走过公园时，看见朋友查尔摩坐在长椅上看报纸，他看的是反犹太的周报《冲锋队员》。雅克布说：查尔摩，你怎么看这个报纸？查尔摩说：现在日子难过，生意做不下去，走在街上也要挨打。但是这份报纸会让我好受一些，它说我们犹太人在钱里打滚，还统治着世界。
你看，德国人并不是没有幽默感，他们讲起犹太人的笑话，同样充满了创造力。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刚才的判断，不论是纳粹的统治时间还是德国人的性格，都不是纳粹时期德国不盛产政治笑话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普通德国人看待纳粹的眼光。其实战争一结束，就有德国人出版了一本反希特勒的笑话集，名叫《悄悄的笑话》，其中有一则笑话就这样讲：戈培尔、戈林和希特勒同乘一条船出海，海上起了风暴，船沉了。问：谁得救了？答：德国。表面上看，这则笑话确实充满了反希特勒和反纳粹的政治意味，但要注意，这里面有两个很隐蔽的潜台词，首先，杀死希特勒等人的并不是德国人民，而是外部的风暴，德国人本身并没有发动革命的意愿。其次，得到拯救的是德国人，而不是整个世界和全人类，进一步的，德国人所谓的“得救”是什么呢？或许并不是摆脱纳粹的极权统治，而是当纳粹覆亡之后，德国逃离了战争的苦海，但是战争本身并无过错。
赫尔佐格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本笑话集的出版，只是为了和纳粹划清界限，试图借此告诉世人，我们德国人在说笑话讽刺他们，我们一直是反对他们的。德国人把德国的罪行，简单地归结为希特勒等人的个人行为，但却不愿意承认，正是自己的漠不关心和一味纵容，以至于顺从合作，才使德国一步步走向深渊，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纳粹时期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所以，所谓的德国政治笑话，虽然也包含了一些对现实的不满、怨愤甚至是愤怒，但它们的反抗意愿和现实作用，是无法和苏联笑话相提并论的。
历史已经远去，今天，当德国人重新回看纳粹的宣传片时，他们看到的不只是纳粹的邪恶和狰狞，更有它的荒唐可笑。德国人不禁自问，为什么整整一代人就在这样一个、留着一撇滑稽胡子的、大嗓门暴君的召唤下，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难道德国人是中了某种魔咒？抑或是被希特勒催眠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在纳粹强大的宣传机器下，希特勒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纳粹的行为也被赋予了不容否定、难以拒绝的绝对的正当性，而在光环掩盖下的邪恶和可笑，却被德国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美国的报纸上刊登地球是方的都有五分之一的人信，更何况是洗脑大师希特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