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大都在盛世才达到顶峰，因为国力强劲时皇帝才有资格搞搞这些有的没的
- 文字狱并非起源于清朝，在任何有权利斗争与独裁统治的时候都有文字狱，毕竟帝王通常猜忌多疑，又权力无限
- 苏轼三兄弟经历过无数次文字狱洗礼，好在宋神宗一笑了之
- 清朝开始后有极多的文字狱出现在编纂明代历史的人身上，称为“史狱”，“书祸”
- 历史本身虽然是客观的，但如何记述，有个立场问题，如何评论，那更容易透露出论者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因此，写历史常为当政者所忌
- 文字狱的两大特点：
- 此人并未有实际反对当权者的举动，纯因文字而被定罪
- 建言献策而被定罪通常不被认为是文字狱，因为这纯粹是当着面批评政策，属于皇帝权力范围内的罢免与定罪，而非皇帝吹毛求疵在文字上做文章
- 文字狱不以作者的行为方式作为主要罪证，而仅仅从作品的文字推求作者的思想倾向而置之以
- 顺治（几乎没有），康熙时期的文字狱还不是很严重，与后来雍正乾隆两朝的文字狱有显著不同（毕竟刚开始统治，各地区的争斗与满汉矛盾都解决不完呢哪有心情去搞文字狱）
- 发生过很多栽赃陷害的文字狱，比如我想让你进监狱，我可以伪造一本书然后说是你写的
- 康熙亲政后立马杀掉了顺治时期的鳌拜，并且在吴三桂为首的三番抗清爆发时还能大幅调整对汉族的政策（被迫的还是主动的不清楚，但我觉得是被迫），重用汉人。而且其实没发生过几次文字狱事件，期间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中所谓“ 违碍” 之处可以说触目皆是，但他活着好好的。当然，康熙晚年还是发生了震惊朝野的藏名世《南山集》大狱
- 总的说来，顺、康两朝八十年，除四辅臣擅政的短短几年外，清统治者还没有借助文字狱镇压反清知识分子的政策意识，不少案件还是起于汉人之间的构陷和倾轧
- 雍正起文字狱就多了起来，能统计到有二十多个案子。以雍正六年(1728)开始立案追查的吕留良诗文著作案为标志，明品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几起著名的文字狱是作为统治集因内部斗争的副产品而出现的，与康熙朝的文字狱有所不同，一般不带有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的性质。从吕留良案开始的后一阶段的文字狱，则表明雍正帝的政治注意力转移到思想领域中潜伏的汉人的民族意识了
- 白从吕留良案被揭发出来，文字狱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新的动向
- 第一，文字狱被用来作为压制部分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和民族气书的武器
- 第二，告汗蜂起，文字獄多是自下而上举发的
- 其实就算是最严格的时候，对于比如翰林院的人来说，写一首诗里面包含明月清风之类的字眼也不会被杀，但如果本就政见不合，那以此为借口就可以开杀了
- 雍正在位13年就去世了，不然文字狱会更加严重，之后乾隆一开始搞了新政权，文字狱戛然而止，虽然是暂时的。在雍正后期，只要发现文字不对基本就可以直接砍头了，而不会仔细检查是否为诬告，乾隆时期则如果发现为诬告则会进行反坐
- 在乾隆帝统治中国的63年间，文网之密，文福之多，远远超过了顺、康、雍三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起因是有一个人为了污蔑另一个人（伪稿案），然后搞了大规模的文字传播（彻查所有抄书之人），然后乾隆坐立难安，于是处死了很多人，然后如同曹操般疑神疑鬼
- 乾隆42年起文字狱激增的直接原因是在全国雷厉风行开展的查办禁书运动（主要目的为彻底消灭汉人中的反满思想，解决民族内部矛盾）。查办销毁某一种或几种所谓禁书从清初就时有发生，但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历时近二十年之久，必欲将一切旧刻新编的禁招搜缴销毁海尽，则是乾隆的独创。乾隆想这么做主要因为一开始让自查禁书的时候效果不好，地方官员也怕被牵连也做的不到位，于是乾隆有意的连续制造了好几桩大案
- 乾隆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而决定的过激政策，为什么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呢？这里就又要谈谈乾隆帝的作风问题。前面普说过，初即位的十几年乾隆帝比较开明，还听得进不同意见，但到了他的晚年，自我迷信，喜进恶直、喜柔恶刚、喜从恶违的专横作风发展到了项点。在大臣面前，他常常大言不惭地自我吹啦，似乎自己不曾有过任何失误
- 晚年没有太多文字狱了，因为禁书都被查完了，一万三千多本书没了，也因为55年后统治能力不如以前了，国力也衰败了，乾隆自己也知道不能杀那么多人了
- 自乾隆以后，嘉庆、道光以迄清末，文字狱极为罕见，因为国力实在太差了
- 鲁迅看过当时故宮博物院公布的乾隆朝文字狱档案之后，深有感慨地说：“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就是屈大均的《翁山文存》和蔡显的《闲闲录》，鲁迅也说：“我细看了一通，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
- 乾隆稳健、缜密，而雍正浮躁、粗率
- 文字狱发展趋势的愈演愈烈又与封建专制在康、雍、乾时期强化到登峰造极的历史过程是同步的。嘉庆以后，封建专制政体没有改变，但国势衰落，统治效能急刷下降，也就没有发生文字狱灾难
- 朱元璋摘文字狱主要是对付下级官员和普通士人，对威胁皇权的功豆宿将他杀得很凶，胡惟痛、蓝玉党案都是数以万计的人被连坐族诛，但他不制造文字狱作居杀的借日，这又与维正帝有别（一句话来说就是，朱元璋需要杀足够多的人来清除异己，而国力强劲时文字狱为无病呻吟，解闷儿的哈哈）
- 雍、乾大兴文字狱出于下面两种政治需要，其一，镇压汉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其二，打击朋觉，提高皇权
- 但就算是在封建时期，文字狱也是不讨人心的，君主也怕留个坏名
- 专制时代，皇权至上，似乎可以为所欲为，胡来一气，其实也并不尽然。有哪个皇帝想把国家搞乱，想以“昏君”、“暴君之类的恶名留在青史之上？皇帝的权力往往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有的形成了历代相承、行之有效的制度。人们熟知的丞相制从秦汉延续到明初，对皇权是很大的约束。唐代开始实行的谏议制，即使到了明朝仍有相当的活力，六科给事中掌侍从规谏，拾遴补阙，“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领之”。可见，皇帝的論旨如不能通过官品卑微的给事中这一关，也休想发生效力。这种状况到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就发生了根本变化，皇帝权力无限膨胀，达到了极点
- 文字狱的长期后果就是，清朝中后期，不再注重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相结合（这是清初学者顾炎武所推崇的），因为会被砍头，还不如发扬考据学，所以高风亮节宁死不屈的精神逐渐少了，而多了些政治奴才，也多了明争暗斗与道德败坏
- 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撒，不拘一格降人材”就是血瘀1839年，表达了对封建专制与文字狱的控诉
- 道光21年（1841年）开始鸦片战争，之后文字狱基本没有了
- 为什么“康乾盛证”取得了空前的、历史性的功绩？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地主阶级力量的绝对统一与空前强大，因而出现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相对安定的国内环境，中央政权能够集中通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持抵御外敌、统一边疆的战争，编纂《四库全书》 之类规模空前宏大的经济文化事业
- 在雍正（《明史》）文字狱案中，书中这些地方可能直接被定罪：
- 对皇帝不加尊称
- 贬低努尔哈赤对明起兵
- 称清兵和先祖为“贼”
- 对明清之战的态度， 完全站在明朝一边（比如惋惜等）
- 不写清的年号
- 庄氏《明史》文字犹发生在江浙，对文人名士集中的江南地区震动尤甚。它虽然可以借此压制读书人不加顾忌地打发思故国之幽情，教训他们不要藐视当朝的传统，达到保持政治稳定的目的，同时也出现一个极坏的开端，即人们可以用文字作为武器，诬陷、威胁、勒索他人，致人于死地。不仅如此，它对禁铺思想，抑制各种学术发展，扼杀人才，影响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