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主要内容

政治基础

独裁是政治上的一个词，但政治其实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小到家庭，公司大到国家，都属于政治生活的范畴
这本书中的“政治的逻辑、只配统治者的规则”其实就是我一直所说的博弈论，看似那些很容易就避免掉的错误但却依旧照犯的原因就是在那个时点上这么做符合自身最佳利益
政治专家和新闻巨头们使我们对这些规则一无所知。他们满足于谴责作恶者，却未曾探究为什么政治和商业世界会襄助恶棍，或将好人变成无赖
政治就是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它与“人民”的普遍幸福无关
确保政治生存的最好方式是只依靠少数人来上位和在位（人多了绝对不好控制）
凡是在事关政治的地方，意识形态、国籍和文化远没有那么要紧。我们越快放弃思考或谈论诸如“美国应该......”、“美国人民要求......”或“中国政府应该......”这样的句子，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政府、企业和所有其他组织形式。在对待政治时，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思考和谈论具体的、有名有姓的领导人的行为和利益，而不是思考和谈论那些含糊不清的理念如国家利益、共同福祉、普遍福利等
任何寻求建立自由平等政府的人注定失败：除非这个人花更大的代价来手动将富人和穷人分开，然后自始至终蒙蔽穷人的脑子与眼睛，这样才能使穷人团体认为自己的政府追求自由平等
只有先了解了世界运行的方式和缘由才有可能改善它：尽量少说“我觉得世界或政府应该怎么怎么样”
很多词语是没有意义的，比如“国际关系”：这个词假定了主题是于“国”，而非特定的领导人
没有几个领导人会去过分的花时间思考“如果战争输了会发生什么”，因为这个观点不在于领导人的利益
国家不会有利益，人有
领导的脑中也许都有国家利益，但他们的个人政治安危才是最紧要的考量
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什么才是“最佳”的统治方式？关于如何统治才是最佳，答案就是：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先攫取权力，然后维持权力，并从始至终掌握尽可能多的国家(或企业)收入
文化、历史和宗教等的思考方式只适用于被统治阶级
为了正确理解政治，我们必须停止认为领袖们能够独自领导（包括国家、公司等领导人）

路易十四就是个例子，他4岁登基，但直到23岁才从其暴戾治国的母亲手中接过当时那即将破产的法国。破产其实不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因为破产最大的坏处是让领导人得不到富人的支持（因为国家债台高筑还不起钱的话自己支持这个统治者就得不到好处，那还不如推翻他换一个能帮自己赚钱的人来统治）。路易十四做了几件非常聪明的事：
1. 需要更多的贵族支持，所以拓宽了加入核心集团的机会（也就是允许那些以前不能进宫的人也能做官了）：即，提拔新人，建立一个对他感激的新阶层
2. 建立了平民化的军队，给予符合要求的任何军人相对应的军衔，甚至连最高军衔也可取得
3. 对老贵族们的不忠：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在凡尔赛宫，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年金取决于国王对他们的态度
政治的三个维度：名义选择人就是领导人的潜在支持者；实际选择人则指那些其对领导人的支持确实有重要影响的人；而致胜联盟只包括那些领导人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持者。这三种人可简单概括为：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以及不可或缺者（对路易十四来说，致胜联盟由一小群法官、军官和高级公务员组成，没有他们，路易国王恐怕早被别人取而代之了）
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
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或任何其他组织里，这三种人群的规模差异几乎决定了政治里发生的一切——领导人能做什么，什么事是他们能或不能逃脱追究的，他们必须对谁负责，在他们的领导之下每个人享有的相对生活质量
民主制和独裁制这样的术语完全不足以描述不同政权之间的区别
三种名词之间的区别：
1. “独裁制“：政府建立在极少数不可或缺者的基础上，而这些人是从数量非常庞大的可相互替代者以及通常相对较少的一群有影响者当中产生出来的。以这个标准看，中国妥妥的独裁制
2. “民主制”：政府建立在数量庞大的不可或缺者和可相互替代者的基础上；同时，有影响者的数量几乎与可相互替代者一样多（即，竞选的时候竞争大，每个人都可投票etc.）
3. “君主制”或“军事独裁制”：指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不可或缺者的数量都很少
在投票制度下，想要控制结果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行投分级投票，即让每个最小单位的区选出这个区的支持者，再让这些区支持者投票选出省支持者，最后再让少得可怜的省代表（人大代表）来投票选举最高领导人 - 毕竟控制一些“识时务者”还是比控制一大波底层人民要容易的多
领导人上台之后，有权利在一些公共领域进行支出，那么这个支出的性质和其为大众创造的价值，其实取决于这个领导人需要对制胜联盟里不可或缺的人保持多少忠诚。所以，依赖大型致胜联盟的、较民主的政府趋向于着重把钱花在能增进普遍福利的有效公共政策上
正因为在一个依赖大型致胜联盟的政权里，政府税收可被接受的用途有限：只有那些人们负担不起、能带来更多公共福利的开支可被接受：因而税率往往比较低（那这么来看法国不算民主国家？）最基础的逻辑是：比如消防，我可以雇私人消防员，但很贵，所以我跟邻居说分担一下，因为我和邻居请两个消防员的效果和我们两个共同请一个消防员的效果一致但费用平摊了，所以推广到整个社会
赫鲁晓夫未能给他的盟友带去承诺过的好处所以被罢黜。成功可靠地兑现给核心支持者许下的政治承诺，这正是任何在位者的优势地位的来源
那些在打天下时共担风险的人常常在成功后靠边站：因为最高领导经常能找到成本更低（打天下的朋友个个都贪心）的不可替代者（有实权的支持者）们
通常来说以下这两种情况在位者就必须多花钱以保持致胜联盟的忠诚：
1. 致胜联盟和选择人集团都很小（比如在君主国家或军事独裁国家）（我感觉中国应该属于制胜联盟很小但选择人集团很大的典型，但即便如此领导人应该也得将部分钱投入到公共事业中以防止反叛的威胁：这些公共事业可能会失败，比如毛泽东的大跃进）
2. 致胜联盟和选择人集团都很大（民主国家）
核心支持者不一定是某个人，也许是某个人领导的某个团体，比如军队

上台

上台后最好的处决掉革命伙伴的方法就是孤立这个人的利益后（让其对其他核心支持者没有好处），对其审判，然后“合法”的杀掉
上台后只要知道钱在哪里，知道该收买谁，就成功地在权力宝座上生存下来
支持者很少的情况下如何夺权：
1. 他必须除掉在位者（杀掉，或让这个在位者的支持者内部闹矛盾，或者给他的联盟开出不可拒绝的好处，或者联合境外势力发动战争除掉本国的政权）
2. 他必须控制政府机关
3. 他需要成立一个由支持者组成的、足以确保他成为新在位者的联盟
夺取政权一定要以最快速度（比如最快速抢夺国库和武器库）！哪怕很多人支持你！因为可能同时存在很多不同的集团试图推翻你而支持者们也是三心二意的
统治的关键在于支付报酬给支持者，而不是善治或代表普遍意志（共产党说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个说辞罢了）
死掉的领导人没法给联盟报偿，快死的领导人也是如此。一旦关键支持者得知领导人快死了，他们就知道必须另找新人确保财源不断（军队不愿意再为维持旧政权而出力，是因为他们知道国王命不久矣）
想要除掉某个不可或缺的人，一定要在登基之后找机会一个一个除掉！
对年老体衰的统治者来说，指定一名新的继承人将帮助他们在掌权中度过余生。只要联盟里的关键支持者相信继承人能继续对他们好，那么他就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毕竟“有其父必有其子”
成功的领导人必须将开源创收和收买支持者置于一切之上，很多领导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明白只要确保能付钱给军队，人民水深火热并不重要
如果一个领导人想要比如改组内阁（换一批人），则他不可以直接明说（或者明说前要对每个他希望留下的亲信一对一沟通）我要改组了，因为这样会让所有亲信有危机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苏联经济停滞。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面临严重的两难局面。除非他能使苏联经济有所起色，不然将很容易丧失财源。为了搞活经济从而有足够的钱，戈尔巴乔夫必须放松对人民的管制，解放他们被压制的创造潜能（他也确实是这么做了），对苏联人来说，经济上的解放意味着给予苏联公民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好的一面是，这使人民得以交流、协作和互动，有利于经济增长；坏的一面是，允许人民交流、协作和互动将助长大规模的政治抗议
叶利钦经历了反特权的惨败，明白他不可能在苏共内部建立自己的致胜联盟，但他可以通过大大提升俄罗斯联邦官僚们的预算自主权来赢得这些人的支持。比起留在苏联内，他们在俄罗斯可以更加有钱有权。通过这种方式，叶利钦瓦解了戈尔巴乔夫的联盟，自己成了赢家
王朝式现象（老布什小布什）在民主国家司空见惯的原因与在独裁国家和君主制国家毫无二致，有谁比家族成员还能更好地保护家族财富和威望？
在一个民主国家，分而破之是上台掌权的完美法则——这一策略最伟大的践行者之一就是林肯，他通过分化民主党的支持者而于1860年夺取了总统宝座（逼迫对手发表对奴隶制的看法，分化了民主党：必须尽可能缩小致胜联盟的规模，尽管他处在一个本质上是大联盟的体制内）

掌权

一名有经验的新领导人上台后会迅速清除掉一些帮助他上台的人，替换成那些更想要自己施舍利益的人。只有在开除、清洗、收缩某些特定的关键支持者之后，一名领导人的未来权位才有保障，不然他们会像推翻之前的领导人一样推翻你（治理公司也是如此）
越多的外部人士进入董事会一般来说会转化为对投资者的更多回报，也就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与此同时，首席执行官面临的风险却将大增，因为首席执行官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极少相同，首席执行官巴不得董事会里的外部人士越少越好（但是这里有一点特殊，就是比如一家上市公司，股票公开交易了，有很多小股民，这些小股民希望的是股价上升，而中高层制胜联盟则希望领导能够直接给奖金，但最大的股东肯定也是希望股价上升的，因为股价上升带来的价值比奖金要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制胜联盟中最重要一方的目标就与中层矛盾，领导需要调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满腹抱怨的董事会成员因重度投资在公司股票上，是不可能通过私人报酬被安抚的
当公司业绩没那么好之时，股价下跌，董事长可能为了获得董事会成员的支持而将他们的报酬翻倍（经常发生的事：公司越来越差，高管工资越来越高）
工作表现优异并不足以确保政治生存，科研是人与自然的对抗，政治是人与人。甚至很多时候拥有能干的部长并不是好事，毕竟，能人是潜在的（以及潜在有能耐的）对手
让关键者保持失衡状态（让他们感受到一点点的危机：让每个人都意识到有大把人可以取代他 - 专制国家里也搞定期选举，所有人都知道就是走个流程，但谁又能百分百保证自己不会被暗处的人以合法的方式清洗掉？）：戈尔巴乔夫尽管在国外使用武力毫不犹豫，在国内却未曾杀害过自己的政治对手。他的下场就是很快丧失权力，首先是因为他被强硬派共产党人发起的政变软禁，其次是因为他允许叶利钦获得政治重生，后者通过瓦解那场政变取代了他
上台和维持权位是重中之重，不愿意作弊的候选人通常都会被作弊者击败。就算在民主国家，作弊变得困难，也抵挡不住政客发明许许多多合法的手段确保掌权。比如鼓励额外竞争者（所以某些国家有超多政党），来瓜分一些中立群众的选票，好让选民不投给对手（所以很多大的党派也在默默支持小政党）
激励选民的一个办法是建立投票集团（比如人大）
李光耀的事很好笑：李光耀从1959年一直到1990年都在统治新加坡，我们认为他是全球在位时间最久的总理。他的人民行动党控制着选举，这种控制又因大部分新加坡人依赖的公屋分配制度而得到强化。每到选举，不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的街区会被削减公屋分配和维护
关于选区（或选民）的改划（来排除敌对选民），某些国家可能会以公共安全的名义禁止集会
尽管独裁者生存的时间更久，但他们在掌权初期要生存下来特别困难（相反，民主领导刚开始就被下台的概率很低，因为民主领导人上台肯定至少得有一套很好的施政理念，所以民众以及他的支持者还抱有幻想，但当大家对这个政策不断的提出新的要求，很可能致使领导并不能达成目标，导致下台。但一旦成型就会安全许多，但毕竟是有明文制度的民主国家，大概率领导也不可能在位很久）

掌权的最初几个月之所以特别困难，是因为他们还没搞清钱在哪里，在他们的联盟眼里，他们是财富的不可靠来源。另外，他们还没搞清真正需要哪些人的支持，又可以抛弃过渡联盟里的哪些人。一旦独裁者对支持者完成了重整和清洗，生存就变得简单多了

劫贫济富

政治领导要上台则必须控制现金流，来对其关键支持者联盟予以回报，然而一旦为了收买关键支持者和他们的替代者而将政府或公司掏空之后，必须想尽办法让你的支持者们认为你有能力将钱袋子重新填满，不然所谓的“忠诚”将灰飞烟灭
奥斯曼帝国的帝位继承中，父皇一死，皇子们从各自的领地飞涌而至，抢夺国库以收买军队支持，将潜在对手（也就是兄弟）勒死。谁最先抢到钱，谁最有可能胜出。如果没有哪个皇子能干净利落地从兄弟们那里抢到国库，就没有人有足够的财源收买支持者。通常的结果就是内战，正如利比里亚那样
对国家财富的保密不仅为防备敌手提供了保障，也让支持者对其他人获得什么回报茫然无知。保密状态确保每个联盟成员得偿所愿，但对于替换掉他们得花多少钱一无所知。这样的话，每个人的价码就被压得尽可能低，并且对于任何被发现串通其他联盟成员提高要价的人来说，下场会很可悲（因为一旦开始串通但价格不合适，这就暴露了）
民主领导人一般来说足够幸运地知道大部分钱在哪里，因为民主国家具有条理井然和相对透明的国家财政，领导人更迭不会干扰到资金流动。这种透明度有两个原因：
1. 民主领导人确保生存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实施开放政府的政
2. 比起在独裁国家，民主国家更大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向工作的人们征税。这些税必须以清晰和透明的方式征收
领导人在从臣民那里能搜刮多少钱方面面临三个限制：
1. 征税会削弱人们工作的热情
2. 一些税收方面的负担不可避免地会落到领导人的关键支持者身上
  1. 一般来讲，第一点限制了独裁国家的税收，第二点限制了民主国家的税收（因为相比于民主国家，独裁国家的顶层或者关键者们都有自己的办法避免受到损失）
3. 收税需要专业知识和资源
税收与人民工作的热情之间是有一个最佳值的，可以maximize政府的税收，但这个值与领导依赖多少关键支持者们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关键支持者集团的规模越大，税率越低（因为提高税会让自己的支持者大部分受损，没必要，而集团规模越小的话，税率越高，越可以压榨，当然肯定也不能太高，只是把这个二次函数往右平移了一些罢了）。民主领导人需要资源来回报他们的联盟，但又不能拿太多，否则会疏远同一批支持者
如果税没有高到扼杀人们做生意的地步，那么想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挣钱而减税的办法大概率就行不通
在制造这种忠诚方面，征税扮演了双重角色。首先它为领导人提供资源以使最关键支持者发财致富。其次，它降低了联盟以外的人的福利，特别是在小联盟的情况下，征税从联盟以外的人（穷人）那里向联盟以内的人（富人）进行财富再分配。小联盟体制充分展现了这一法则，富人之所以致富恰恰因为他们身在致胜联盟之内，其他人之所以穷正是因为他们不在联盟内（张麻子和黄四郎的故事就能说明这点：豪绅需要带头交税，他们交了百姓才能跟着交钱，到手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
很多富人之所以成为靶子是因为他不支持政府并且拥有巨额财富（马云？可能比我们看到的更复杂。。）
法治对于成功的商业至为关键。我认为哈，法律本质是来管理中下层人民的，而上层人的商业往往是没有活力的，所以必须要让下面的人包括下面的管理层感受到安全感后才能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和创造（所以最好多隐瞒一些上层人的事迹）
将美国税法搞得无比复杂的所有那些规则和例外条款，无可避免地源自于政治家们无可避免要做的事：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来回报他们的支持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税法中有大量篇幅献给了农民：对一些政客来说，农民是关键联盟，如果他们选出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要保住权位，就得给他们回报
压榨农民的一个方法就是，设立一个如农业经销社的东西，然后用固定的价格（低于国际价格）来强制农民只能卖给自己，然后转手卖出赚差价
在一个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实就算把那些底层的不属于支持者团体的人全部赶尽杀绝或者赶走，也不会对自己的统治产生什么大影响，毕竟不那么靠人力
为什么资源丰富的国家压榨就越严重？因为收税的话还得考虑人们工作的问题，比如得提供一个适合工作的社会环境，这太麻烦了，如果能从土地本身掠夺财富那是最好的，根本不用考虑人民的问题（资源诅咒）

石油公司建立起保安机构，实际上就是小型的私人军队，防止当地人破坏生意或者抱怨环境恶化。英国石油公司以及其他外国公司能够不受约束地自由行动，只要能向政府缴纳特许经营费就行。与其说这是这些公司的错，不如说是在那些领导人仰赖少数朋党支持的国家，商业运作必须以这种方式进行。一家守规矩的公司交给政府的钱必然较少，而这就足以导致它被其他更愿意听政府的话的公司取代
随着债务水平达到了“有能力借钱”的重要性等于偿债成本的平衡点，贷款人拒绝提高债务规模，这个时候，如果领导人想借更多的钱，他们必须提高政府收入以对这部分新增债务偿本付息，（如果没有资源的话）增加借贷规模的唯一办法只有提高税收收入。对独裁统治者来说这意味着必须采取自由化政策，鼓励人民更加努力工作，因为他们已经以非常高的（隐性）税率对人民征税。只有在面临财政困局时领导人才有可能愿意考虑这种政治上有风险的松绑政策，在无法挽救自己下台的命运之时，他们才会实施自由化，向一个更具民主性、代表性和负责任的政府演变，尝试一下自由化之后是不是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收入增长
民主国家喜欢对小国穷国实行债务减免，这当然很人道，但做这件事的初衷肯定不是希望穷国变得更好，而只是这是自己的政治业绩。原因有两点，第一，领导人们都知道小国穷国的债务问题严重，但借债的人并不是人民，而是政府，所以就算减免了债务，这个好处并不会落到人民头上，反而会让政府变本加厉的继续借款（如果不改变制度的话）；第二，没有回报的话领导人是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的，因为这对自己的联盟没有好处
政府财源充足之后，领导人以三种方式花钱：
1. 提供公共产品，也就是推出惠及所有人的政策
2. 为联盟成员提供私人好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混合方式也不相同
3. 回报联盟之后剩下的任何资源都可以由领导人自由裁量，比如藏入应急储备基金（建立一个准备基金，说是应急用，实际就是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不让别人插手罢了）

获取与花费

领导上台完成重组之后，现在的真正任务是：分配钱让联盟开心，但又不能太开心
那些依赖小联盟的国家领导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说辞是，能够促进政府改善人民福利的那些自由权利太奢侈——比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特别是集会自由——只可能在获得经济繁荣之后才能让民众享有，而不是之前。这看上去正是那些让人民受穷受迫的领导人们的自私主张。当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将市场经济引入中国时，西方富裕国家的研究者们认为当下中国经济将会发展开来，而经济的发展会引起迅速的民主化。时至今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三十多年了，而我们仍在等待这些预期的政治改革。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带来政治上的改善，但也不会排挤它。中华民国(又名台湾)和大韩民国(又名南朝鲜)正是经济繁荣先于民主的典范。无需多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喜欢宣传这些国家的经验
判断一个国家独裁的程度另一个指标可以看婴儿的存活率，普遍来说独裁者不会特别关心婴儿怎么样，因为帮助小朋友对领导人的权力生存没有什么帮助（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喜欢宝宝）。独裁者如果并不预期自己能在位很久的话，是不会做一些能在未来产生收益但在当下产生成本的事情的
古巴在上个世纪中叶拥有拉美最低的婴儿死亡率，有最全面广泛的医疗体系，但这能说明人民就能生活的好吗？事实上，这是巴蒂斯塔在52年发动政变后的策略，当上独裁者之后，因为收入严重依赖外国援助和本国的农业（劳动密集型的甘蔗种植），所以为了维持生存和给小联盟回报，必须让本国的劳力都保持健康和适当的受教育，这也就促成了良好的医疗体系和基础教育体系
独裁国家人民的生命遭受磨难是很常见的。并不是说这些恶劣的生存条件不可逆转，而是独裁者仅仅出于成本的考虑就必定选择不去扭转，因为需要从他们口袋里掏钱
民主领导人认识到，动用征地权在政治上要付出代价，他们更愿意绕开村庄或房屋而不是将其铲平。一旦哪个民主领导人无视财产权，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人民将诉诸法律或走上街头去矫正任何他们认为不公义的行为，这就是民主领导人所必须提供的各种自由权利的最高表现。一个聪明的民主领导人当然要尽量避免出现这种麻烦，他只有在有利于多数人特别是他的选民(也就是有影响者)的前提下才能动用征地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要掠夺人民的财产是多么的容易，而在香港要这样做却是多么的难
所以基于这个想法，作者验证了很多国家的首都居住区到机场的距离与其直线距离的比例，越接近于1则表明越直，而一般来说民主国家因为牵扯到绕开居住地的问题，很少有直线到机场的，而独裁国家往往都是直线（比如中国和南非）
三峡大坝也可以说是独裁统治的一个好办法，首先，三峡在修建的过程中创造了巨额的贪腐机会，其次，建好之后随时可以掌控下游的生死，不听话就弄死你，且水库的具体信息是绝密的，安保程度是中国最高警戒
自然灾害过后统治者如何分配资源以及人民的集会自由如何影响分配决策：
1. 地震和海啸很难预测。但它们的后果不难预测。当政府依赖很多关键支持者，救灾行动就迅速，重建工作也快速高效。如果不如人民期待中的快速高效的话——在大联盟体制下人民的期待非常高——那么政治领导人很快就得卷铺盖走人
2. 很多例子能很好的说明所谓的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的区别，比如伊朗和智利的地震，独裁的伊朗统治者不会为了减少地震伤亡而去颁布严格的建筑防震标准，因为本身他就不在意那些民众的死活——伊朗有那么多石油能赚钱，为何要在乎人民死活？智利则相反，虽然在70-89年代经历过短暂的独裁统治，而且同样也是资源大国（铜矿），但这里有相对自由的言论自由权，联盟也大得多。
3. 小联盟的伊朗国王和阿亚图拉政权把资金挪做满足私人利益，而不是用于提高公共安全度以抵抗可预见的地震灾害。他们没有为人民提供清晰表达愿望的途径，他们在人民遭受可预见地震灾害带来的死亡毁灭威胁时坐视不管，而且他们确实有能力坐视不管
4. 中国的汶川大地震也是一样，死亡人数过多，主要因为严重的豆腐渣工程，与伊朗死亡比例不相上下，但日本，意大利经历的超级地震，死亡的人数也仅是个位数和三位数

权力和腐败

通常来讲，自由主义者关心穷人，保守主义者关心富人
美国的民主党人喜欢提供针对富人的税收，改善穷人的福利，并寻求给予中产阶级摇摆选民大量好处。美国共和党人喜欢减少对富人征税，削减穷人的福利，提倡重返工作岗位计划，相似地，他们也寻求给摇摆中间选民提供大量利益（川普在民主共和之间来回摇摆，在12年第三次加入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至今）所以，共和党喜欢支持研究癌症等老年病的医学研究，因为老人构成了美国最富有的年龄层，同时，他们不喜欢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等
在小联盟国家，警察工资很低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警察对领导人的作用极大，他们被赋予了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责任——经常表现为镇压反政府示威，打击反政府活动分子头目等。对于警察来说，尽管私人报偿可以直接由政府财政拨给他们，来补偿他们的忠诚表现——包括愿意镇压同胞——的最简单方式就是给予他们自由腐败的空间。工资这么少，他们必定会意识到腐败不仅可以接受也是必须的，然后他们会加倍效忠于政权
腐败是私人物品的一种选择形式，它确保政权获得忠诚，又不用支付高额的薪水，它还保证检察机关能将那些不再忠诚的受惠者抓出来。从领导人的角度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棒的吗
和政府治理一样，上市公司也是独裁的，由一个小的有影响者集团以及无数可相互替代者构成，这意味着它们的领导人——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为由核心支持者组成的小联盟提供大量私人物品，才能不被赶跑
想要自己发财的领导人，应该从可以自由裁量的资金里面拿，不能动用给联盟的钱。同样地，那些想为人民谋福利的领导人，必须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不能损害到联盟的利益。领导人有时候会错误估算了让联盟开心需要付出什么。当他们犯下这种错误，不仅将丢掉权位，而且常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罗马的凯撒？让人民开心了，但损害了贵族利益，他应该从他自己的钱袋子里分一部分给民众）
在一些独裁的小国，其实食物短缺和大规模失业是故意制造的
一个领导人很难知道人民真正需要什么，除非领导人是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并且允许新闻自由和人民自由集会表达诉求。没有自由公平选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带来的问责，小联盟统治者们即使心存善念也只会做他们和联盟参谋们认为是最好的事
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类似于苏联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但他们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所有这些领导人似乎最初都是出于真诚愿望地去改善经济。所有这些领导人似乎都认识到，若在发展经济上失败，他们的权势就会面临风险。但与毛泽东、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尼基塔·赫鲁晓夫不同的是，邓小平无疑应入选名人堂。同他们一样，他并不对人民负责；同他们一样，他毫不犹豫地镇压了反对他的统治的群众运动。是的，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不应被遗忘。但与他的独裁者同伴不同的是，他实际上确实知道如何改善经济表现。邓小平和李光耀毫无疑问是当代世界名人堂中最伟大的偶像。他们不曾将钱转到自己的秘密账户里(就我们所知而言)，也不曾像蒙博托·塞塞·塞科或萨达姆·侯赛因那样过奢华的生活。他们使用对政府收入的自由裁量权力进行成功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使新加坡人跻身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群，并使数百万的中国人摆脱了赤贫，他们的一切作为都符合成功和持续统治的规则
出现财务困难并且有一个大型联盟的公司比起遭遇相似财务困难但联盟比较小的公司，更容易发生证券欺诈行为。毕竟，仰赖一个相对较大联盟的公司高管们，在公司表现不佳时更容易被人取代。由于被罢免的风险较大，大联盟公司的高管们试图通过虚假财务报告隐瞒公司表现欠佳的事实。此外，公司发生欺诈行为的最佳早期预警信号是，高级管理层的薪酬低于——而不是高于——财务报表所显示的公司表现所对应的薪酬水平

对外援助

受援国政府侵占救援资金、挪作他用的例子并不少见：海地，中国汶川
政治逻辑表明，当来自民主国家的援助者需要获得受援国支持时，很乐意对盗用和腐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美国为得到非洲和中东一些国家的支持而大规模的援助）
援助的主要目的毫无疑问不是为了减轻受援国的贫困或惨境：它的目的是让援助国的选民或联盟的人过得更好。外援无法消除贫困并非是因为援助国给穷国提供的钱太少，倒不如说给的钱正合适，因为它的目标是提升援助国本国选民和联盟的福利，使其下次继续选举现任领导人（等于援助一次的钱买通了一两任总统的支持）。相似地，援助也并非给到了错误的人手上，即给到了盗用的政府而没给到懂得正确利用援助的地方企业主或慈善机构。确实有大量援助给了腐败的受援国政府，但这是有意为之的。援助之所以要给这些盗用的政府恰恰是因为这些政府会出卖本国人民以换取自己的政治安全，而一旦他们安全了就等于给了援助国自己会一直支持他的信号
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援助的基本逻辑：美国为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提供平均每年5000万美元的援助，以换取他的反苏立场。这些钱没有用来为利比里亚人民谋福祉，并且数额刚好接近多伊及其党羽在其执政期间侵吞的钱。随着冷战结束，美国不再看重反苏政策，不愿意继续为此花钱。多伊政府没有什么美国选民看重的东西可以提供给美国政府，于是美国金援被切断了，结果没钱后，多伊无法继续为支持者提供足够的报酬去镇压叛乱，结果就是他惨死在约翰逊王子的手上
美国1975年左右不希望再次出现石油危机，所以鼓动埃及去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地位，因此给予了埃及极多的经济刺激，因为78%的埃及人对以色列的看法十分负面，所以埃及总统的成本巨高（当然他在短短6年后也被刺杀了 - 不过做了这么久的总统也值了哈哈）
美国在2001和2002年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也主要是为其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组织的计划做铺垫。巴基斯坦政府和塔利班的关系十分微妙，政府不希望塔利班被消灭，但也不希望自己的政权被其夺取，因为如果它被消灭就意味着美国的援助将不复存在，政府捞钱计划的根本原因将消失，同样的如果自己被塔利班取缔那更没办法捞钱了。例子：2003年政府对塔利班的战争似乎取得了胜利，当年美国立马将援助金额缩减了大半。国内越动荡，巴基斯坦对美国要钱的底气越足，在美国国会拒绝给钱后，巴基斯坦政府甚至与塔利班开始了合作，直到200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金额增加到了15亿美元，才让政府抓住了塔利班二号人物，当然他们也小心翼翼的不将其完全清除掉，之后美国很气，于是直接发动了一些无人机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能证明大部分受到美国援助的国家的人民并没有得到好处的例子：巴基斯坦和埃及的百姓中基本都有超7、8成的民众极度厌恶美国，而这俩国家受到的援助极多。在其余收到援助的40国中平均只有11%表示极度厌恶，而这40国的援助总金额还不到对巴基斯坦的十六分之一
历史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就是46-52年美国针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共注入了1820亿美元（联合打击共产主义）
当选联合国理事会成员（每两年选一次）是光荣的，但历史表明，当选了后会得到更多的经济援助，但其国内的经济发展会比不当选的国家慢1.2%，而且变得更加独裁
“援助为埃及提供了避免改革的一条轻松出路”
评估援助有效性的最明智的标准就是问有多少人获得了帮助，而不是问花了多少钱或挖了多少口井、建了多少所学校、为多少村庄通上电。非政府组织通过计算花了多少钱来评估它们的效能，但这却是一个有缺陷的标准。它会鼓励慈善机构去帮助最容易触及到的人和更可预见的项目，但实际上那些很难触及到的人也许才是需求最迫切的人。以多少人获得帮助为标准，则会鼓励援助机构投身于本来应由政府去实施的项目，但非政府组织最成功的方面就是提供基本公共物品，如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但这些东西正是独裁者希望自己花钱做到的

反叛中的人民

如果统治确实极其严酷，人们的确不敢起来造反（苏联，中国的上世纪等，那么多人忍受了那么多年，苏联来说直到最后也仅仅是内部的政变，说明了其对内的独裁恐怖主义做的相当成功）
一些中庸的独裁者（没那么独裁，但也是独裁，比如戈尔巴乔夫），会面对更多的人民的反叛。这并不是说叛变的人们会认为他们这么做了生活就会改善，而是他们认为确实会有可能改善，并值得自己这么做。但并非所有的革命运动都会导致民主（朱元璋？毛泽东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
抗议行动极少自发发生，通常需要有某个事件来撼动现有体制并引发抗议活动。1989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剧变时，传染效应发生了重要作用：它让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民众知道自己的政府并不能真的如他们所说那样保护的了自己
在独裁国家，自然灾难可以演变成一股号召力量。灾难会聚集起现政权的反对者，使他们的相互协调变得相对容易。不过，因灾死亡人数多少对独裁者能否继续掌权几乎产生不了影响。事实上，别的不说，灾难中死的人越多越有利于独裁者的政治生存，不仅仅因为死人越多援助越多，更因为起码在上世纪，人们的生育意愿极其强烈，死亡一批人不会影响未来依旧有劳动力（一般的独裁者眼光会比民主领导人更远一些）
民主国家中如果发生自然灾害，那其领导人大概率会下台，因为据此暴露的建筑不良足够其竞争对手用来打压他了。但在独裁国家，发生自然灾害后，领导人被推翻的几率确实增加了，但随着死亡人数上升（灾害严重程度上升），其受到的政治威胁反而会降低 - 因为民众连自己生存都有问题，更别提推翻独裁了（所以我经常说中产下产才是政变的爆发源，但只有中产联合一些有钱的想换领导人的上层核心联盟成员才能实实在在的推翻现有独裁者 - 毕竟现代社会武器那么先进杀一个人太容易了）
到底给予人们自由有什么用？如果人民可以会面、交流，会挣得更多。如果农民用上了电话、能读到报纸或收听广播，他们就可以了解市场价格信息，这让他们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将农产品拿到合适的市场上出售。道路和运输网络会减少交易成本。由于可以挣得更多，农民工作更加努力，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不过对领导人来说很头疼的是，同样的自由权利也会让人民组织起来，同样是这些有助于提升生产力的媒体、电子交流手段和道路交通也会让同样这些农民很容易了解到反政府示威活动的信息并参与进去
当华盛顿成为美国总统时，“美利坚合众国”被人视为一个复数名词,那时候人们更认同自己所在的州而不是整个国家。华盛顿领导的军队依赖于从十三个殖民地招募士兵，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政府，每个殖民地政府自己支付殖民地军团的军饷。华盛顿需要得到各殖民地的广泛支持，因此他打从一开始就被迫接受了一个大联盟。在那种情况下他必须做凡是大联盟领导人都必须做的事——优先大量提供公共物品而不是私人好处。在这些公共物品当中首要的就是《权利法案》，保障对民主的、大联盟的统治具有核心意义的自由权利。没有这些权利的话，各州不可能批准宪法，不可能居于一个单一政府统治之下
阻止抗议活动：1. 限制纸张供应来扼杀任何自由的媒体；2. 他的支持者渗透进工会，在很多年里使罢工几乎不可能发生；3. 他任何时候都预防发生自由集会
当一个独裁者面临国家经济崩溃、有可能发生人民抗议活动时，我们对外部观察者提供的第一条政策建议是：别去拯救独裁者；不要减免他的债务，除非独裁者首先让自己的权力接受真正风险的考验，包括允许集会自由、新闻自由、组党自由以及举行自由竞争性选举，在其中独裁者所在政党不得在竞选资金、集会权利以及其他方面具有优势地位。只有在确立了这些自由以及政治竞争之后，才能考虑任何的债务减免。只要出现一丁点的选举欺诈或自由倒退的迹象，就应该立刻中止资金供给

战争，和平与世界秩序

孙子兵法的战争理论对小联盟的独裁统治是极佳的，但完全不适用于大联盟的民主国家
孙子的理论可以粗略总结为几点（确实很适合独裁者，每一步都不需要符合那么多人的利益）：
1. 军事实力的优势不如战争中的快速行动重要
2. 战争动员的资源应该足够支撑一场不需要增援或从国内调拨补给品的短期战役
3. 给士兵提供私人战利品对于激励士兵战斗至关重要：如果部队一开始就兵员不足或军需补给超过两次，就说明指挥官能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与其冒着耗尽国家资源的风险，还不如放弃作战
孙子强调战利品对激励士兵（个人）作战的作用，温伯格则强调保卫国家核心利益这一公共物品
民主国家因恃强凌弱、专挑弱小国家下手而臭名昭著，一遇到不可小觑的对手就选择谈判（美国打击那么多小国，但对待苏联，就选择谈判）
独裁领导人和民主领导人都是为了保住权位而战。民主领导人诉诸战争更多时候是因为从外敌那里得到政策让步的其他手段都失败了。对照之下，独裁领导人为了追求土地、奴隶和财富，更可能随意开战
第一次海湾战争（91年）中，伊拉克其实有精良部队，但是在侯赛因谈判没与美国达成共识后美国进攻之时，侯赛因却让这支精良部队来着重保护自己，而不是伊拉克，所以伊拉克那些装备低劣的部队死伤惨重。所以在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前，伊拉克南部和北部发动叛变，但被萨达姆的精良部队大杀四方
民主国家打胜仗了不一定会被选民支持，典型例子，丘吉尔二战表现那么好，却被英国选民抛弃，打败伊拉克之后，拥有80%民意支持的布什在选举中被克林顿击败。但也有被支持的，比如撒切尔夫人，82年击败阿根廷，然后即使她的经济政策和对工会的对抗并不被选民喜欢，她仍然连任了
但是民主国家打了败仗则几乎一定连任不了
所以民主国家在保护战士的方面比独裁国家要用心的多（美国的口号是：不丢下任何一名士兵）
只要一位大联盟国家的领导人相信争端不可能真的升级为战争，他可以做出不惜争端升级的姿态逼迫对手让步；或者如果他觉得对方有开战的准备而自己的胜算太小，就自己让步，与对方进行谈判。大联盟政治的逻辑告诉我们，一个大联盟国家进攻另一个大联盟国家的唯一前提是对方确实足够弱小，宁愿谈判而不是反击。由于目标国一旦反击的话同样会倾尽全力，挑起战争的这个民主国家就必须要么具有巨大的军事优势，要么确信对方没有足够的资源会认为有胜算
所以说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基本都是找小国家下手（因为他得保证自己一定能赢）
当一场战争结束，大联盟国家的领导人会继续努力通过占领或扶持傀儡政权确保和平，巩固政策收获。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则大多选择拿走为之而战的有价值的私人物品班师回朝，或者接管被他们征服的领土，长期享有胜利带来的经济成果

怎么办

人们总能找到某种原则性的说辞去为任何立场特别是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对于某些海外国家，美国政府会支持那里的抗议活动并声称支持那里的人民决定自身命运的意愿，这是美国总统面对诸如乌戈·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时的惯用说辞。对另一些国家美国则会呼吁维持稳定，比如像巴林或沙特阿拉伯的人民试图推翻本国亲美或与美国有盟友关系的政府时，美国就会搬出这一原则
领导人喜欢建立虚假的、腐败舞弊的选举制度，这能为他提供大量渴望取代现有联盟成员的候选支持者。而致胜联盟青睐君主制的、神权制的或军事独裁制的制度安排，这能限制那些虎视眈眈的人进入他们这个由特定的贵族、教士或军队精英组成的联盟（即过河拆桥）
当独裁者的联盟越来越大，大到领导人和联盟成员的分歧很难通过私人回馈解决的时候，民主政体就会诞生
通常来讲这个图展示了由独裁到民主针对联盟和百姓的福利：

这里一开始只有两个联盟成员，所以添加一个成员后自己的福利将下降三分之一。但如果一开始是6个成员，添加一位只会下降七分之一（随着margin不断上升，联盟成员就不仅不再反对扩张，反而支持更多新成员加入）这里的关键是找到临界值，这里是7个人（但不管是多少个人，都与领导人的利益冲突，因为领导人的第一要义是在位，而成员越多越不容易在位）。这个图也揭示了，如果本身成员就不多，此时如果进行清洗，成员利益会提升，但是没有成员会主动希望清洗，除非他能保证自己不被杀

在安然公司破产以及发生其他财务欺诈大案之后，美国国会决定对公司治理进行监管，声称要加以改善。但政府领导人的利益关注点不在于让股民或大街上的男男女女过得更好。他们的利益关注点在于让自己过得更好。他们针对公司治理出台的监管措施也许受到了选民们的欢迎，因为很多选民与受监管影响的公司几乎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可惜政府领导人并未能让公司治理得到改善。2002年国会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旨在限制企业管理层的贪婪，要求公司对股民在财富增值方面的利益关切做出响应。然而接二连三的研究表明这并没有发生。举例来说，耶鲁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罗马诺对《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每一条公司治理条款进行了统计学评估，他在总结中指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没有达到声称的目标，反而经常让情况恶化。甚至一项很显眼的改革——公司必须聘请外部独立审计委员会——结果都显示没什么作用。是的，成本很高！但它没有改善公司治理或业绩表现。罗马诺还详细记录了国会和监管层的种种失败之处，希望他们改进。由股东们组成一个大联盟、其成员在为公司的任何问题寻求正确解决办法方面利害攸关，这样的设想有可能让商业世界运行得更好。而一个由政府监管人员组成的、只顾提升自己选举前景的联盟则不大可能做到
在英国，来自英联邦国家如印度或巴基斯坦等国的移民很容易进入并获得公民权。这意味着这些移民很快就成为选择人集团的一部分。由于民主国家致胜联盟的规模至少是间接地与拥有投票权的人数挂钩，这也意味着移民扩大了致胜联盟。很多政客自然对此相当不满，因为这减少了他们对可自由裁量金钱的控制
当我们寻找可作为民主化好目标的国家时，看看哪些国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旅游业大概是个好主意，比如肯尼亚、斐济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包括我去过的约旦，都希望成为一个大的旅游目的地。当然，依赖旅游业只是独裁者允许人民享有某些自由权利的原因之一，但这些自由足以让反对派看到组织起来反叛的机会。任何重大的经济压力都能迫使领导人产生自由化的想法，只要压力深重到他没有足够的钱收买政治忠诚
促使领导人靠边站的激励因素可能有比如如果他们愿意尽快下台，则可以保留一笔数目可观的不义之财，流亡海外后能够获得与家人一起平静生活的安居之所等。例子有很多，比如英国君主立宪：英国王室曾经既有政治权力又有钱，但后来面临极其严峻的压力，有可能像法国俄国那样权财两失。如果他们可以选择保留王位但将权力移交给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比如英格兰的威廉和玛丽以及随后的汉诺威王朝，作为补偿，他们有权保留王室的财产，甚至保证未来可以长时期继续从国家获得收入，比如说100年。从独裁君主转型为极度富有的立宪君主，这是沙特阿拉伯王室、约旦王室、阿联酋王室更应该考虑的选项，而不是选择镇压反叛。革命者前赴后继，但领导人只要失败一次，到时再想谈判软着陆就为时已晚了
以美国为例，当某个外国的族群普遍反对美国的根本利益，那美国政府和其宣扬民主的人民就会认为“让该国人民处于按美国人民意愿办事的独裁者的高压统治下”是最好的“民主”举措了

有趣的中文原书不存在但英文版存在的部分（公开的部分一共28处，几乎每一处都与China有关）- 但我找的书是加上了这些部分的：

[*6] 中文版原书中不存在，英文原文为【Deng, after all, used ruthless force to end the prodemocracy uprising at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10] 中文版原书中不存在，英文原文为【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poster boy for this view. When Deng Xiaoping introduce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o China in the 1980s, experts in wealthy Western countries contended that now China’s economy would grow and the growth would lead to rapid democratization. Today, more than thirty years into sustained rapid growth we still await these anticipated political reforms. Growth does not guarantee political improvement but neither does it preclude it. The Republic of China (aka Taiw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ka South Korea) are models of building prosperity ahead of democracy. Needless to sa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ertainly is not fond of promoting either of those countries’ experiences.】
[*13] 中文版原书中不存在，英文原文为【It is incredible to see how easily leaders can take people’s proper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ow hard it is to do the same in Hong Kong.】
[*17] 中文版原书中不存在，英文原文为【Like them, he was not accountable to the people and, like them, he was not hesitant to put down mass movements against his rule. The horrors of Tiananmen Square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28] 中文版原书中不存在，英文原文为【Sure, places like Singapore and parts of China prov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have a good material life with limited freedom——】

经验

在中国，如果一个领导人在位期间经济发展的特别好，那就要好好想想他的模式是否在涸泽而渔，是否债台高筑，如果看不出来那就看看下一任刚接手时最棘手的事情是什么
当一个地区或机构的选举方式发生改变之时，基本就意味着新的领导人“能力”极强，很可能会做出“出乎意料”的举动
思考所有有权者的制胜联盟都有谁
搞清楚一个领导人能给自己留多少钱、又必须花多少钱（代价）在致胜联盟身上以保住位子
为了政治生存而统治：增加自己的生存率
1. 让制胜联盟越小越好
2. 让名义选择人集团越大越好（轻易的替换掉制胜联盟里捣蛋的人）
3. 掌握收入的分配（对领导人来说，最有效的资金分配方式是让很多人变穷，通过重新分配让挑选出来的支持者发财） - 与其做大蛋糕喂饱所有人，不如决定谁能够吃这个蛋糕
4. 支付给核心支持者刚好足够确保他们忠诚的钱（每个核心支持者都希望替代自己，作为领导的最大优势是知道钱在哪里而他们不知道，要给联盟足够多的钱，但一分都不要多给）
5. 永远不要从支持者的口袋里拿钱去改善人民生活（收到的钱三七分成，豪绅的钱如数奉还，遇到灾情控制粮食援助，让支持者们拿到黑市上卖etc.）
但是在民主国家，领导人想要做到这5条很难，比如第一条就收到法律的约束。但其他条还是可以间接操纵。比如：
1. 为什么国会为了选举利益而采用选取模式？让制胜联盟越小越好
2. 为什么赞成移民？扩大可相互替代者的规模
3. 为什么税收法规上这么多争斗？控制政府收入来源
4. 为什么会有指定用途资金？来回报核心支持者（比如基建承包商老板等）
5. 为什么希望降低最高税率并反对全国范围的医保？因为不可以损害自己的支持者（比如药企，医疗器械公司等）
所有政客都一个样
去他的善治理念，永远别别把人民关心的事置于你和你的支持者之上
革命的一般经验法则是，当现存制度的守卫者们对报偿十分不满、有意寻找新的领导人来关照他们时，革命就会发生。另一方面，通过镇压人民可以击退造反（但这永远是成本高收益低的任务）所以联盟成员必须从领导人那里获得足够的利益才会去镇压群众以维持现有体制。如果在现存体制下他们拿不到足够好处，他们是不会阻止人民起来反抗现政权的
在一个独裁国家如果想上台的话，与其想方设法医治国家的弊病，还不如偷到在位者的病历
必须从一个潜在支持者的视角来理解什么东西构成了“正确或有用的事”，而这件事可能与对社群或国家最有利的东西毫无关系
财政危机是推翻当前统治的绝佳时机，因为谁都知道可能领导没钱了，那别的利益集团就可以更简单的收买核心团体
可能中国能坚持那么久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原因就是在这方面百姓和领导和支持者们的利益一致吧，在增量时代一切都好说话，和气生财
作为领导，务必在短期内满足你的联盟，然后让后人帮你擦屁股：所以其实财团还蛮喜欢领导人涸泽而渔的，因为这里面的人在思考过博弈论后，只能选择短视
一般来讲，扩大董事会规模并不是应对内部威胁的最优选择（除非能换掉以前的人）
政治的本质：统治本身就是目标，而不是统治得当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帮助领导人上台的人也能让他倒台
熟悉会产生蔑视
历史是由胜者书写的
自己的联盟，忠诚是最最最重要的
上台后，需要先干掉以前一起打拼的人，替换成更可靠、更没有政治欲望的、更便宜的人
致胜联盟承担税负的意愿才是（民主）国家税收水平的真正限制因素
民主制国家的居民并不一定比独裁国家交的税低，如果要比较的话，需要在同一收入水平上比较
在独裁国家，做个富人是很不明智的，除非是政府让你致富
高税收不可避免的会让人们有动机去隐瞒自己的收入，如果一个国家富裕的话，那么可以建立一个很全面的官僚机构来监控每个人的税收情况（如美国），但如果没那么富，这种机构的成本就高的可怕了，而且可能会让独裁者和其制胜联盟本身的利益受到冲击（自己监视自己），而且还得花钱去收买这个领导监管交税的机构
向穷人征税以向富人输送利益会产生大量糟糕的经济后果，不过这是“长期来讲”——换句话说，那是以后的领导人的事了。比如说在加纳，对农民征收重税长期来说降低了产量。加纳农民干脆停止种植和照料可可树。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加纳的可可生产崩溃，农民想方设法把少量生产的一些可可走私去邻国科特迪瓦。各种各样的事例都证明了一点:当税收太高，人民要么停止工作，要么想办法逃避正规的经济活动
对很多领导人来说，腐败并不是什么需要根除的坏事，反而是一种很关键的政治工具，领导人其实实际上授权支持者收受贿赂，这避免了管理上令人头疼的难题：如何组织征税并将钱转给支持者
靠资源的地区往往会军阀林立战乱频繁，靠人力（贸易等）的地区往往一片祥和，比如香港东京新加坡纽约伦敦
打破资源诅咒是有可能的，只需要让领导人依赖赚钱的东西从石油转变为税收即可（在位者将无法再压迫人民，否则人民就拒绝工作）。如果各类援助组织想要帮助产油国的人民，那么我们基于生存的论证逻辑建议，把他们的捐款花在游说民主国家政府对汽油增税会收到更多成效，而不是到海外去提供援助。通过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这样的增税会减少全球对石油的需求。接下来会减少石油收入，使领导人更依赖税收（相对而言） - 但是这从另一方面来说又会很难，因为增加大宗商品的价格会不可避免的损害民主国家内部的制胜联盟的利益（提升成本却看不到未来的收益）
剥夺（中产）言论自由的权利最大的长期受损者还是政府，因为不可避免的人们思考变少之后工作积极性会受到打压
所有领导人都希望在位期间多借钱，不仅可以回馈自己的支持者，还能从中捞到好处，而且可以光明正大的让下一位领导来解决问题（而且债可以通过转移的方式嫁接给不在支持者范围内的底层）。而且在位者必须要借很多的钱，不然自己的挑战者就会这么做，然后把自己踢掉（而且资源越丰富的国家借债越多，因为别人会认可它至少可以用自己的资源来还债）
在实践中，投资人借钱给一个国家，他相对于国家只有一个筹码，就是未来不再借钱给这些国家（法国之前以欠债不还的名字攻打了墨西哥和德国，都失败了），但一般一个国家都会选择还钱，因为不还几乎意味着政权更替。但同时，一旦“有能力借钱”的重要性赶不上偿债的成本（包括隐形的），那对于领导人来说就应该违约（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总会有挑战者出现，提出来愿意这么做，然后推翻他 - 比如希特勒上台时，拒绝偿还一战赔款，大受德国人民欢迎，因为偿债的成本太高了）
金融危机是迫使穷国小国的领导人实施民主化，然而发达国家的债务减免却帮他们缓解了财政压力，使独裁领导人无须改革仍能坐在位子上，继续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税收、资源开采和借债是喂饱致胜联盟的最主要方式
上台后，最好不要亏待任何有可能发起政变或革命的人，要么让他们死，要么好好当爷爷供着
让民众富裕和愉快，他们就不太可能起而反对执政者，同样地，病怏怏的、忍饥挨饿和无知的人民也不太可能造反
1. 在社会中，谁更有可能会进行革命？是那些既不穷困潦倒也未被娇纵的人。前者太弱，畏惧造反，后者心满意足，没理由造反
2. 所以，领导人要搞资源平衡，一方面让联盟成员满意，另一方面让人民刚好愿意去生产所需财富以养肥核心支持者和在位领导，同时用从穷人或敌对势力身上搜刮到的钱来造福中产者
任何纾困资金拿去拯救独裁国家深陷麻烦的经济之前，必须以该国改善治理为前提
在经济危机期间，独裁者以缓解国家经济灾难的名义四处寻求纾困资金，实则是为了挽救自己，因为纾困可以买通反对派，遏阻对领导人权力的威胁（海地？怪不得领导人那么欢迎记者）
对于高度独裁的国家，经济危机其实是解决政治危机的一种办法，但对于民主国家，经济危机只会被选民视作治理不当
对于小国穷国而言，只要富裕国家仍然愿意提供贷款、债务减免或援助，社会就几乎不会改善。想到什么了？一带一路对不对！看看非洲看看中亚那些国家？
经济上的富裕并不会让一个国家变的民主，只有让领导人依赖大型联盟才能让统治变得民主
除了做防止人民造反的绝对必要的事之外，不要为人民做更多的事，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毛泽东的文革，是典范！）这里的教育指的其实是独立思考能力
有些中国人可能羡慕印度的免费医疗或类似的“福利”，这是无稽之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独裁者会让农民和百姓保持足够的健康得以工作，让他们受到足够的教育（之所以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而故意减少大学教育的投入，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安稳的干活，而不去思考更高层面的东西）然后好好干活。无论怎么样，不管是识字还是文盲，农民永远是农民，底层永远是底层
大学也是小联盟体制，就像独裁国家一样，所以这就解释了领导人的孩子更容易进名牌大学，以及为何这些学校喜欢富人和他们的捐款了（富人不是傻子，大学是小联盟体制的同时，也面临着相当多的可替代者，所以同时也得对领导人好一些，不能太过火）
数学和科学在独裁国家是很棒的学科，而社会学和政治科学则是民主国家的学科
所以说在2020年covid爆发的时候，我十分的相信中国政府和领导是十分希望大多数老年人死掉的，成本会大大减少
修路的成本很高，而且很容易掩瞒真正的成本。这使得修路成为营私舞弊的好源头，相应地又使得修路非常具有诱惑力。但是把交通建的太好会导致产生新的地区政治或经济的权力中心，而这将削弱独裁者的统治。如果局势升温到足以刺激叛乱的地步，独裁者修建的这些道路反而对自己不利。许多国家（非洲，中美洲，中东等）的基础设施之所以质量低劣，往往是统治者故意为之的，并不是什么被迫忍受的灾祸：最好的做法就是，作为领导人，毁掉绝大多数的路，只保留那些刚好够用的路，来买卖产品，这样别人就不能很轻易的来抓我了
当关键支持者只有极少数人，大概任何东西都保不住了（住房，财产，会被无限制的掠夺）
自然灾害降临时，独裁者更喜欢夸大其严重程度以吸引更多的救灾资金，一旦资金到位就会被挪进政治精英们的私人账户，而不是被用于灾后重建。典型例子：海地，斯里兰卡，以及国内的汶川地震，covid2020等
当政府依赖大量关键支持者，它们必须分配政府资源，提供有价值的公共物品，比如可靠的建筑规范、自然灾害之后的救援行动以及如果可能的话，预防灾害的堤坝、沟渠等。为了了解人民的需要，政府必须让公众能够很容易表达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做到这点的最佳方法就是提供所有公共物品当中最便宜但最有价值的那个：言论、集会等自由权。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也不是不知道中国人想要得到什么，只是他们清楚得很，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内，人们习惯于被禁言，习惯于被压榨，而且自己的联盟的利益与百姓并不相关，所以可以无视他们的需求罢了
在组织或国家中，当然每个领导人都希望自己被人民所爱戴和尊敬，但问题在于，为人民的利益做事可能并不利于其保持权位
任何独裁领导人该做的最有效的事就是日益强调以私人好处的形式来分配他掌握的资源，回报联盟成员，因为给少数人提供私人好处总的来说比给多数人提供公共物品便宜，即使这少数人得到的好处非常丰厚
那句名言说的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是对的，但因果链条应该是双向的：权力导致腐败，腐败也导致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同时绝对的腐败也导致绝对的权力：因为腐败其实本质就是对领导人联盟的利益输送
腐败的政客正是领导人所需要的，他们只是想要获得利益罢了，他们可以成为自己很好的支持者：其实金钱是最好的挑选支持者的手段
独裁者一旦开始掌权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赚钱（当然这是必须的毕竟独裁者更要给自己的联盟输送利益），比如大肆征税（据说成吉思汗每攻占一个地方之后就横征暴敛）
维持一个忠诚联盟的关键确实就是钱。如果一个领导人要遏制、镇压、压迫人民，甚至杀掉对手，他需要能为他干脏活的人。这种暴行可能很贵。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领导人为了这些目的花的钱最多
在当今社会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独裁或民主，可能更基本的原则是看该国人民是否有选票，有选票的话人民和议会通过的法律是否可以被最高领导推翻，还是总统必须发动政变才能推翻人民意志（伊朗：独裁国家但有点民主的样子，毕竟全民选举和议会的存在；土耳其：民主国家但有点独裁的样子，毕竟总统只有有限的否决权）
在更为民主化的制度下，私人回报更可能以扭曲的公共政策的形式出现（美国 - 如此复杂的税法和全球征税）
赤贫的人不大可能去投票，但有工作的穷人会
很多时候警察级别低的会被强制要求腐败，然后把一部分钱分给上级：同一根绳上的蚂蚱
当看到一些拥有特定意义的物品被卖极高的价格还拥有着极低的质量，比如FIFA周边，比如世博会时的纪念品，比如奥运会周边，应该想想生产商贿赂了多少钱（FIFA和奥组委是出了名的贪财，世界杯之前想让中国办，结果中国不办了气的那些老头都生病了，然后才找了中东财主，然后病一下子又好了）
很多禁令出台后人们确实看到的腐败少了，但这更有可能是那些官员的腐败手法更隐蔽了
如果某官员深陷贿赂风波，但某领导人或组织却公开表示相信该人已经改过自新了，就得好好想想了（英国首相在世界杯足联委员卖投票权事件被曝后立马表示对那些高级官员有悔改的信心，原因是毕竟腐败已经司空见惯了，如果做的事会损害到英国的主办权，那何必自讨苦吃呢？）
随着所需的支持票数上升，私人物品的重要性随之降低。直接扩大国际奥委会的规模就可以很容易地减少贿赂（比如让运动员参与投票）
“好人”确实大概率就应该被拿枪指着，因为好人这个词的“好”本身就带有立场，那必然是对“百姓”好，而底层和领导人的关注点是百分之百不同的，所以经常一个好人得不到好报。看让子弹飞里面花姐拿枪指着张麻子，这里张麻子的身份是“好人”，也确实是，因为虽然他的目标是抢财物，但他的利益和百姓利益一致了，所以就可以称得上“好人”
政治家如果一直很穷的话，说明他不擅于政治
大部分人认为减少腐败的一个办法是增加立法，提高对腐败行为的惩罚程度，但实际上效果只会相反，当一个体制是围绕腐败而建立的，任何重要人物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支持者，都被腐败污染。他们如果从不腐败，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提高法律惩处力度无非是使领导人又多了一项惩戒他人的工具，改革者和揭发者被以各种理由起诉
对付腐败的最佳方式就是扩大联盟规模（但是似乎只能被动扩大）
一家公司出现内部财务欺诈，这大概率说明这个公司的实际领导人独裁性没那么高（如果真的独裁那亏就亏了压根不用骗人，尤其是投资者或者股东）
民主领导人在国内受到的制约很多，但一旦开始了对外的政策，他的好处费可能就可以极具膨胀
民主领导人由于受到大联盟的限制，在国内必须做好事；然而，这些国内的限制却会迫使他们几乎无情地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典型：美国和法国）
对外援助的受援助国其实底层人民会过的更惨，因为独裁者拿到利益后他们的统治会变得更加坚不可摧，只要你不在联盟内，你的生活就会变糟
收买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的代价很高，因为他得让他的联盟捞到的好处大于他们损失的成本，而向一个独裁国家收买政策则容易得多（美国伊拉克战争期间想收买土耳其一开始的提议就被拒绝了，后来美国从明显是小联盟的君主制国家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发起对伊拉克的侵略行动，这就明显说明了问题）
贫穷的独裁国家最有可能得到外国援助，但金额不会很大。尽管他们可能胃口很大，但会被很便宜地收买（这么说的话，中东国家收买的价格就比较高，而非洲就比较低，但同样的非洲国家大多并没有援助国看中的东西）
如果真心实意想要援助外国，那只需严格规定好资金如何使用并如何证明确实这么用了即可
对内对外，贿赂收买的很多都是政策支持权
评估援助有效性的最明智的标准就是问有多少人获得了帮助，而不是看那些基础设置建了多少
很多慈善机构不懂的如何真正做慈善。比如一些志愿者机构，帮助非洲的孩子粉刷他们的教室，而不去让他们开眼界比如教如何使用照相机。粉刷墙壁这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提高了政府的控制度，更加使其变得不负责任，而且抢夺了当地劳工的饭碗。所以结论是，真正的慈善是坚持做政府不想做但却又还蛮重要的事，比如读书获取知识，比如教技能
对独裁的小国来说，天灾但又不把全部的人都杀死就是最好的发财手段，把食品拿到黑市上出售而不是分发给急需食物的灾民，岂不美哉？
外国援助鼓励了独裁者不去解决问题（而且假如西方要停止援助，巴基斯坦的合法政府还会鼓励这些活动变本加厉）
对外援助国经常声称自己希望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但实际上恰恰相反，一旦建立起了民主国家，它将很难继续去控制，因为成本会变得巨贵无比，如果没搞好确实建立了一个相对民主的国家，那就杀掉这个领导人（美国和比利时1961年合伙杀掉了刚果第一位民选总理）
民主领导人也有缺点，即在上台期间，会有动机无限制的涸泽而渔，非常短视；但独裁者很多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放长线钓大鱼。而后者在施加较好的经济政策之后往往能飞速发展，对其独裁领导人和民众都大有益处（比如中国）
革命运动也许看上去是自发的，但我们应该明白，它们的发生是因为有足够的人民相信他们有了现实的成功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独裁领导人都会消除反叛的吸引力。他们迅速采取行动严酷惩罚率先走上街头的人。（2009年总统大选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发生的情况。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殴打、逮捕、枪杀示威者，直到人民害怕继续上街）（89年64也是如此，毕竟自由的思想已经由北大蔓延开来）
一般来说，敢在独裁国家抗议的人，都是打算摧毁政府的整套制度的，而不是小打小闹
领导人通过提供公共物品、为提高人民的福利付出多少，决定了人民是否反抗。自由度水平决定了人民是否依照这些愿望走上街头。反叛点火一般需要一个标志性事件
不仅仅是中国，所有国家一样，在重要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所收到的实际援助和帮助，远比不重要地区的多得多（参考青海地震和汶川地震）
一些面临革命威胁的领导人会主动民主化以保留权位
俄罗斯的石油资源非常丰富。不像可怜的戈尔巴乔夫执政期想卖油换取价格给联盟成员，现在的俄罗斯恰逢国际油价创下历史新高，当局有能力收买核心支持者为其粉碎反对派，并且很可能还有充足的额外的钱可以让老百姓足够开心，使他们不会因为丧失了自由而反叛。看看80年代中后期，国际油价不振，苏联经济恶化，遏制反叛的最佳方式就是给苏联的经济松绑，给人民更多的自由，然后戈尔巴乔夫也确实承担风险这么做了，只不过会让联盟成员不太开心但也没有那么不开心而已（所以针对戈尔巴乔夫的苏联笑话更加温和更少）
什么情况下会产生民主政府？1. 经济不好之时，需要拉动人民有动力去创收，然后被迫添加联盟人数；2. 本身领导人就是在大联盟支持下上台的
独裁者在看到一点危机的时候，最应该做的是增加联盟的忠诚度，以及发钱给军队！
经济崩溃的时候，想想如何稳住军队吧
对独裁者来说，金融危机就是政治危机。独裁领导人毫不在意从人民那里窃取财富，摧毁本国经济。而现在资金捉襟见肘，他无法保持联盟的忠诚，发生政治变革的机会就出现了。如果国际社会减免了他的债务，独裁领导人就可以再次开始借钱支付给党羽，使自己继续掌权
所有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生存（如果生存不需要战争，那就不会发动战争 - 战争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让将军们来决定）
依赖大量核心支持者的领导人只有在相信胜利基本在望的前提下才会开战，否则他们将寻找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其他方法。对照之下，依赖少数核心支持者的领导人即使胜算不大也准备打仗。如果战争过程不顺利，民主领导人会想尽办法取胜；独裁领导人一开始打得风生水起，一旦发现资源不足就放弃
独裁国家的士兵干活必须有回报，如果拿不到回报，他们会调转枪头指向雇佣他们的领导人

这个逻辑很简单，举以色列和埃及的战争为例：埃及67年有3000万人，而以色列只有250万人，假设以色列将收入的10%分给联盟回报，埃及将30%用于联盟回报，以色列共赚3.81亿，假设其有25%的人口是其联盟成员（需要给予好处才能保住自己位置的那种），平均到每个人则不到60美元。埃及共赚5个亿，假设有1000人是核心联盟成员（但实际上只有十几个最多了，然后那些人再继续往下分），这样算平均每个人则有15万美元。也就是说，在以色列，需要让每个成员觉得自己愿意花60美元来打这场战争，这其实并不难。但在埃及，需要说服成员愿意花15万美元来打仗，这自然难度要大得多（所以说独裁国家打仗更要审时度势，没钱了就得立马放弃，不然军队把你给放弃了）
对独裁者而言，装备精良的精英部队更主要是用来粉碎国内反对派而不是抗击意志坚定的外国对手
独裁领导人一定会更关注联盟对自己的态度而不是战争是否赢了，他们知道他们的命运更多依赖于联盟的忠诚而不是战争胜利，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在战争中做出更多努力除非努力有助于维护自己的统治
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签订条约或获取支持（典型例子：1840鸦片战争是为了扭转英国贸易逆差然后签了南京条约）（手段可以是派驻军队，或杀了原领导人换上傀儡政府）
在外国推进民主化的最大问题仍然在于我们的人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似乎希望外国做我们喜欢的事而不是他们喜欢的事。不过，假如我们的利益和外国人民的利益一致，则很有可能在该国成功实现民主化
战争与所有政治一样，只是关于保住权位和尽可能多控制资源而已
小联盟的成员们生活豪华奢侈，但时时处于恐惧之中：领导人一直希望联盟变得更小，所以他们就可能出局；而将联盟变大，他们的特权就将缩减。但特权缩减也远远好过出局的危险。因此，在两种情况下联盟最有可能接受要求改善多数人生活的呼声，无论指的是人民还是股民：当领导人刚刚上台；或领导人快下台或快死的时候。在这两种情况下，联盟成员不能保证自己将来还能继续留在联盟内，因此在这些时候联盟成员最可能接受改革。有效的改革意味着扩大联盟的规模，这又意味着包括现任联盟成员在内的每一个人有较大的机会获得明天的新领导人接纳
当经济不好的时候，领导人的麻烦是害怕没有足够的钱收买联盟，而一旦核心支持者的特权被削弱，核心联盟的成员可能会罢免这个领导人，但领导人如果足够聪明的话，可以从清洗边缘的核心人员开始，可以逐个击破，毕竟少一个成员自己就有更多的钱分给别的成员。这个时候，那些害怕的成员会十分希望扩大联盟，因为相比于被清洗掉，特权减少更能接受。如果经济危机足够严重，甚至领导人自己都会考虑实行自由（或任何改革）话能否改善自己的处境（典型例子：蒋介石在大陆的经济政策很失败但在台湾就很成功 - 因为败退台湾之后他能做的只有经济成功了才能奖赏联盟，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的扩大的联盟规模，或许这也是来自核心支持者和美国的压力吧）因此，在特定情况下（比如联盟成员人数已经超过阈值），聪明的联盟会与人民大众合作来推动联盟的扩大。人们愿意合作是因为这将为他们带来更多公共物品；联盟愿意合作是因为这将减小他们出局的风险
变革的发生有两个源头：内部的政治动荡或外部的威胁，二者之中，外部威胁在削弱少数人、改善多数人生活方面的成功可能性要低得多
革命并不会发生在自由被剥夺最严重的地方，也不会发生在已经有自由的地方，而是在二者之间（即中低产阶级：例子：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爆发抗议活动，但突尼斯其实政府对人们的自由包容度蛮高的。被剥削最严重的地区也不会有革命，比如朝鲜哈哈哈）
面临风险的领导人常常决定举行欺骗性的选举以给外界造成公开公正的印象
很多时候执政党并不需要阻止反对派人士去投票站投票（一种国际社会常见的判断选举是否公平的方法）也能获得选举胜利，比如直接从根源上禁止反对党媒体发声及自由集会等
选举应该跟在扩大的自由之后，而不该被视为自由的先导

解释组织政策的思路

先搞清楚此人的联盟成员有哪些，是多是少（根据选举胜利的要求计算制胜联盟人数）
如果搞不清楚，判断该组织言论自由如何（如果再搞不清楚，可以间接的从婴儿死亡率，宝宝和老人是否被有效排除在医疗体系外，是否高等教育过少而基础教育过度完善，是否人人有高质量饮用水，机场到市中心是否是直线等等来判断）
再搞清楚该组织或国家靠什么赚钱，钱在哪，领导人可自由裁量的“自己”的钱有多少，以及要分配给联盟的钱有多少
再依据上面两个判断该组织更偏向民主还是独裁
开始分析：
1. 这个政策是否能给联盟带来超额好处（或能否很自然的滋生腐败？）
2. 这个政策如果该领导人不做，是否有足够多的可替代者愿意做并且分配足够的好处费
3. 这个政策最大的受益人是谁？财富如何流动？发布政策是基于实际需要还是基于领导人的一厢情愿？（需要对国家或地区的体制有所了解）
4. 这个政策在提出、开始执行的时候，是否有关键人物被踢出？或者领导人是否在关键时候被支持者抛弃？

解释该组织的政策以上基本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