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已再次发明中国共产党 & 香港的悲哀
简要概括： 习近平上台后，以反腐、军改、修宪等手段清洗旧人、集权于一身，终结邓小平以来的集体领导体制，重塑一个唯命是从的极权政党。香港的衰败并非偶然，而是这一体制转型的必然牺牲品。在疫情前后权力达至巅峰，为彻底抹除对自己的制度性威胁，习近平选择扭转“以经济发展换取政权合法性”的旧路径，改为“市场服务于政治”，宁愿自损八百也要让香港的自由制度完蛋。2019年反送中成为压制的契机，北京强推国安法，打压民主派，整顿教育传媒，迫使资本和人才大举流出，香港由此失去制度优势，沦为大陆极权的延伸。 这个政治强人辈出的世纪里，有人像习近平这样张起股的再造一个执政党，是改革而不是计程，是彻底重写剧本。大多数人还在用邓小平的墨石透过合解中国政治时，习近平早已把整条合改到了。他清洗了旧人马，破了党内规矩，废除了任期制，新时代思想读死了一切意义。问题是他到底在新建一个怎样的党？ 我们经历过台海的剑拔弩张，香港的断裂成轮，清零的疯狂与民企的凋敝式微。正的改变可能早已敲定完成，中国共产党也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党了。斯大林式的肃反，蒋介石的清党，毛泽东式的群众动员，这些历史图景如今被一一翻出，凑成一个听命于一人一致的新气象。 那么习近平究竟是共产党历史上的继承者，是篡改者，是塑造者还是终结者？他要拯救中共还是再造中共？他要的是怎样的未来？准备付出多大代价？他又是如何用整整一个国家当实验场，成就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炼金术？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造，并非延续邓小平以来的集体领导模式，而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权力重构。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先摧毁旧有的党内生态，再按个人意志重塑一个新的党。这种做法在历史上并非首次，斯大林和蒋介石等党政强人都走过类似道路，通过清洗旧干部，集权于一身，彻底改造各自的执政党结构。 斯大林式的党内重构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发动大清洗，以肃反名义清除党内异己力量。在1936年至1938年的恐怖年代，斯大林借口破获反党阴谋，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清洗，整肃了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最终将1917年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全部消灭殆尽。几乎所有列宁时期的党和国家元老，如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都在莫斯科公开审判中被定罪处决，十月革命功臣无一幸免。 通过这场血腥清洗，斯大林扫除了一切潜在对手，在苏共党内建立起对思想和权力的绝对控制。个人独裁取代了集体领导，苏共的组织形态被斯大林重新发明为一个全面服从于他个人意志的工具。清洗所造成的恐怖氛围持续多年，却有效确保了此后相当时期内党内再无敢于挑战斯大林之人。 中国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也曾通过清党重新塑造党权威。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力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和左派。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会领袖在上海被捕杀，约有500名共产党员和工会领袖被杀或被捕，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国总理的周恩来。此后数周内，逮捕和处决在全国持续进行，受害者实际数字无法统计。 通过这场清党运动，蒋介石彻底肃除了国民党内受苏联影响的左派势力，在南京建立起由他个人主导的国民政府，以总裁令和党魁的双重身份统领党政军。国民党自此进入一个高度个人集权的党国体制时代。蒋介石的党内重构手段虽然残酷，却巩固了他对国民党的绝对领导权，为此后十年国民党在大陆的一党执政奠定了基础。 与斯大林和蒋介石类似，习近平在上台后也采取雷厉风行手段改造中共。他没有遵循前任胡锦涛集体领导、党内和谐的路线，而是选择打破旧平衡、建立新秩序。 首先，大力开展反腐肃贪运动，其中整肃了一批掌握实权的高级干部。短短几年内，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统战部长令计划等重量级人物相继落马，指控严重违纪违法乃至策划政变。截至2023年，已有230多万名党政官员在反腐中受到查处，其中包含120多名副省军级以上高官。这一场打虎拍蝇行动的规模之大、力度之强，堪称中共建党以来之最。通过反腐，习近平清除了大批旧人马及其庇护的利益网络，打破了前几任形成的派系格局。 第二，习近平推进军队改革和人事重组，巩固党对枪杆子的绝对掌控。2015年启动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撤销四总部，建立战区联合作战体制，大幅压缩军中地方势力的空间。在此过程中，徐才厚、郭伯雄因贪腐受查处，此后包括火箭军高层将领在内多名军官也接连被肃清。通过扁平化指挥结构和人事清洗，习近平本人对解放军的控制前所未有地加强。这类似斯大林当年肃清红军将领、掌握军权的举措。据记载，斯大林曾处决红军中三万多人，包括大多数高级将领，以确保军队对他的绝对效忠。习近平的军事改革虽打出加强战斗力的旗号，但其政治效果是在军中彻底树立个人权威，清除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遗留的军中山头，为新中共提供坚实的武装支撑。 第三，习近平破除了党内的集体领导与既有规矩。邓小平以来，中共形成了一套不成文规则，如领导人退休的年龄底线、提前指定接班人、政治局票决等，以避免个人独裁复辟。而在2018年修宪时，习近平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公开表露意图在两届任期后继续执政。此举令人皆知，习近平正在将中国带回个人独裁时代，打破领导班子新老交替、按既定程序退位的做法，宣告了邓小平时代政治遗产的终结。 路透社在中共二十大后的评论十分精确：习近平不要西方式的权力平衡，而是展示更高度的权力集中。通过排挤中间派系，挤走其他山头，反对力量被削弱，而可以为所欲为地推行个人路线。这种极权逻辑与毛泽东、斯大林时期更为相似，个人意志高于党内民主，组织路线服务于领袖需要。 习近平一系列非常规举措的背后，是对旧制度、妥协路径的摧毁，是对新个人统治秩序的创建。习近平上台后采取的反腐、军改、修宪、极权等动作，呈现出一种重构党的战略考量：清除前朝秩序，制造听命于他的新框架。这种摧党造党逻辑与历史上斯大林肃反、蒋介石清党如出一辙，目的都是为了让党不再受制于既定规矩或元老共识，而完全臣服于新主导者的个人意志。习近平眼中，必须打碎邓小平以来形成的派系平衡和制度缓冲，才能铸就一个听命于核心、实现其政治蓝图的新型共产党。 习近平治下的中共正在经历一次规模宏大的拆台换股，这拆台的火焰同样也烧毁了旧有的党内规范和权力生态，再次发明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一个更接近他个人理想和历史抱负的执政机器。在习近平主导的这场党内重塑中，同世代和派系的干部被大幅清洗，呈现出一次权力谱系的大换血。观察中共党史，可以将党内干部的演变大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革命战争年代、建国初期的黄俄干部；二种是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技术官僚；三种则是隐蔽战线、特权利益交织的深层政府系统。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反腐整顿和组织调整，上述三种干部所代表的旧势力几乎一并清洗，为其个人心志扫清了障碍。下来，我们先要了解这三种旧势力。 首先，黄俄干部是带有深刻苏俄烙印的建党骨干。黄俄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者对中共早期领导的称呼，形容那些深受苏联影响、以马列为信条的共产主义干部。中共建党和革命早期，一批领导骨干曾留学苏联，接受共产国际指挥，如王明、博古等人被称为"莫斯科派"。例如中共情报机关头目康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受命于共产国际，铁腕手段得自斯大林式肃反神髓。早期的中共权力结构中，黄俄系是核心，土系是外围。延安时期毛泽东逐步战胜了这些亲苏派。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的情报保卫系统、意识形态领域深刻打着苏俄烙印。毛泽东时代，一批人掌控着情报、安全和宣传要害部门，对党内政治走向有重大影响。刘少奇曾成为党内"特务集团"，他们经历过统战谋略和地下工作，将苏联式的秘密警察制度引进到中国境内。从土改镇反到文革批斗，无不体现出身后的苏联色彩。 第二，改革开放的技术官僚是精英化的新官僚集团。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共干部构成发生重大变化。邓小平废除了以阶级成分选干部的"左"标准，恢复高考和干部教育培训，一批知识型、专业型官员进入各级党政体系，这些人在1980年至1990年代逐步成长为领导梯队，被称为技术官僚或改开干部。他们往往受过良好高等教育，重视经济管理和专业技能，对改革开放和市场建设功不可没。如前总理朱镕基是清华高才生出身，擅长宏观经济调控宏图擘画；又如共青团系统出身的胡锦涛、李克强等人，都有正规高校背景和技术型治理风格。 这一代官员在党内的崛起，其出身和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类似晚清中后期科举士大夫对旧贵族的部分替代。他们带来了现代治理理念和务实取向，被视为中共实现经济腾飞的工程师。而这批技术官僚的兴起引发了老一辈革命干部的不满，许多出身红军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内老人对高学历的新干部存有猜忌心，担心过去的阶级敌人在改革东风下卷土重来。尽管如此，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仍支持这批技术型干部掌权，因为只有引入专业治理，才能避免文革那样的灾难重演，并保持党的执政合法性。21世纪初，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技术官僚集团深度掌握党政大权，他们奉行集体领导与内部制衡的治理模式，中共权力结构相对均衡稳定。 第三，深层政府系统是一个特权与隐蔽的地下红色帝国。国民党曾经把中共地下党称为匪谍，指直接共产党人中的特工间谍势力。在中共党内，谍系统泛指那些长期从事隐蔽战线、掌控情报安全机关、与黑社会和利益网络勾连的权力集团。改革开放后，这一集团逐渐演变为以政法系统、情报体系为核心的深层政府。他们一方面承袭了毛时代公安特务系统的权限，一方面也与新兴的权贵资本相结合，通过控制石油、公安等领域积累巨大影响力。如周永康长期掌控政法委和公安部多年，统领了庞大的政法系人马；又如曾庆红纵横情报和党务系统，被认为是江泽民派系的大管家。这些人或得出身情报机关，或得自身就是高干子弟，他们组成了一个掌握暴力机器、连接权贵资本的特殊利益层级，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版本深层政府。 这个集团在改革年代获益良多。一方面，利用香港和海外金融中心，他们方便地进行情报活动和利益输送；另一方面，他们利用权力换市场的默契，与国内外资本勾连，从石油矿产到地产各行业攫取财富，形成著名的权贵资本主义集团。江泽民、曾庆红时代，政法情报系统与权贵资本合流，使得这一深层政府势力做大，能量甚至被视为对党核心的一种潜在威胁。 在习近平看来，上述三类干部集团都带有旧时代的烙印，对其个人权威的挑战，必须加以整合或清除。执政初期起，习近平就有步骤地对这三种人动手。首先在反腐风暴中，第一个被端上台的是深层政府、权贵资本集团的代表人物。2013年拿下刘志军，2014年查处周永康，震动朝野。周永康作为前政法委书记，被指控收受贿赂和泄漏党国机密，判处无期徒刑，庞大的政法系势力土崩瓦解。接着被视为胡锦涛大秘、担任统战部长的令计划因贪腐落马。红色太子党曲乐恒执掌700亿努能集团后出逃海外。原政法系统西北王苏荣、刘铁男等纷纷被查。这些行动实际釜底抽薪，切断了江曾时代形成的权商网络，破坏了权贵资本集团的经济命脉和组织联系。 香港在这些利益集团的版图中极其重要，习近平不惜毁掉香港，一定要强行镇压香港人民，推进国安法，深层意图正是在于拔除深层政府的据点。我们将在后文详述。与此同时，习近平并没有对技术官僚集团手下留情。2012年至2017年间，表面上与时任总理李克强等技术官僚共事，实际上却不断削弱团派和专业官僚的影响力。到2022年20大，习近平彻底将共青团出身的干部排除出最高领导层，李克强、汪洋退席、胡春华出局，而代之的是习的亲信李强、蔡奇等人。共青团派已被彻底击败，标志着习近平多年来打击团派的努力大获全胜。 团派的失势意味着80年代以来形成的论资排辈、循序渐进的晋升路线走到尽头，党内不再保留让技术官僚平衡领袖权力的空间。那些以专业建树、相对开明的官员，如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央行行长周小川等，纷纷退休或边缘化，政策争论被抹杀于无形。习近平通过组织人事安排，让大批出身一般、履历平平、但对个人效忠可靠的干部走上高位，以此取代过去凭能力、业绩进身的技术官僚。可以说他对技术官僚集团的清除和对深层政府集团的打击几乎同步展开，只是方式更加循序渐进，但同样效果显著。 伴随习近平掌权10余年的是党内干部版图的巨大更迭。特工势力衰落，专业技术官僚下位，中共元老们政治遗产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云散。而代之的是忠于习近平个人的新权力中枢。在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层面，昔日来自不同派系、背景多元的格局不复存在，而代之的是单一色的习家军版图。二十大新一届中央领导中，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曾在习近平主政地方时与其共事或受其提拔，资深的反腐"锦衣卫"李希、政法要紧"王"王小洪，所谓团派、石油帮、太子党等派系已成明日黄花。 这种权力分布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史无前例。习近平通过一场波及全党的新老代替，完成了对中共权力精英的重组，消除了过去几十年中共内部并存的多元权威。无论是革命元老体系、共青团系统，还是隐秘权贵网络，如今都已在他制下瓦解。如今能够在党内发挥影响的，只剩习近平一人及其亲点的新干部群体。这场三种干部的清退是习近平改造中共组织的重要基础，现在的干部结构更加单一化、个人化，中央集权程度显著提高，干部自主性和专业性明显下降，为他推行下一步的路线奠定了政治人事条件，同时也埋下未来隐患。具体内容，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讲到。 邓小平以来，中共赖以维系统治合法性的一大策略是权力换市场的隐性契约：保留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同时以经济增长和市场机会换取民众和精英的合作。这一策略在国内表现为权贵资本与市场经济共生，在国际上体现为融入全球化，特别是中美互利交易的模式。在习近平执政后，这套延续数十年的改革逻辑被颠覆，否定了80年代以来权贵资本加美中交易的旧路径，而寻求一个民族主义驱动的新权力基础。下来，我们详细复盘一下这种权力换市场的隐性契约。 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共逐步形成了一种执政形态：通过发展经济来换取社会支持，从而巩固党的统治。其中隐含着这样一种默契：国内精英利用权力攫取经济利益，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同时普通民众也分享部分增长红利，包括就业和收入提高。作为交换，社会各界不得挑战党的政治垄断地位。这种权力与市场间的交易在国际层面反映为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中国开放市场、资本和技术输入，希望借经济融合促成中国的自由化转型。中共则借机加入全球市场体系，获得巨大发展红利，同时严格控制政治演变的方向。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这种双赢逻辑达到高峰。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和出口激增，GDP年增长高速增长，国企和红色贵族借国际投资和金融平台大发横财，权力换市场成为中国默认的治国准则。权贵利益与资本空间共赢，资本让步党维稳。邓小平去南方视察圈定调，江泽民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体现了这种现实主义交易思维。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案例：干部子弟下海经商，利用政策特权积累财富；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获取财政收入，引外资建厂带动就业；一边是土地财政的蓬勃发展，另一边民营企业则通过向权力寻租得到成长机会。这些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党的集权，也换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和政权合法性。 中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遵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认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因此可以集中精力搞经济，不主动挑起重大冲突。韬光养晦实际上不仅仅指的是国际政治中的低调，同时也隐含了中国内部的放权与低调。这一策略带来了所谓战略机遇期，既有融入全球化的红利，也有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管控。虽然其中也有贫富分化、腐败横行等矛盾，但总体而言，中共在改革年代成功通过经济表现，为自己赢得了一定程度的民众默许与国际容忍。这种执政也被称为绩效合法性。 当习近平在2012年接掌大权时，这一隐性契约看似牢固，实际上已暗藏危机。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开始放缓，发展换稳定的绩效效应递减；另一方面权贵资本做大，导致社会不满情绪增加；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在演变。更关键的是，习近平本人对于这种依赖资本和西方的模式存有警惕和意识形态的反感。 习近平上任后，迅速展现出与前任不同的执政官风：政治上收紧控制，经济上强调国家安全优先与市场效率。在他的主导下，中国逐步抛弃了邓小平的增长至上思维，转向以意识形态为依据重整发展模式。具体表现之一是对私营企业和资本力量的整肃。过去数十年被奉为经济支柱的民营企业巨头近年来接连遭遇打压。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公开批评监管后，蚂蚁金服IPO被紧急叫停，阿里被罚款28亿美元。此后，培训行业一夜之间被清零，游戏娱乐等行业也受严格限制。腾讯、字节跳动等科技公司被要求纠正大数据算法和资本扩张。这一系列动作被视为习近平发起的民营资本退场信号，主张经济必须为政治服务。2021年提出的共同富裕政策明确要求对过高收入和垄断资本进行调节，意图重塑财富分配格局。 在习近平的执政优先中，重点从增长转为管控。这种做法打破了改革时期政府与民营资本的默契，使所有民营企业家感到忐忑不安。而对习近平而言，这正是再造党性的一环，意在表明经济特权阶层不能凌驾于党之上，党必须重新站上领导一切的位置。 在国际层面，习近平同样无意遵循前任的中美合作老路。相反，他认为依靠美国市场和技术存在重大隐患。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并未选择全面妥协以换取贸易和平，而在某些领域以强硬反制。习近平政府推动内外双循环战略，强调国内大循环自给自足，减少对美依赖。如在高科技方面，面对美国对华芯片禁运，中国投入巨资发展半导体国产链；在金融领域，中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支付体系建设，防范美元制裁风险。可以说，习近平主动加速了中美脱钩的进程，而不是极力挽留。 与80年代中国急切融入西方、争取资本技术截然不同，当年邓小平曾不吝贬值人民币、给予外企超国民待遇来吸引外资。如今，习近平却对外资持更审慎态度，对关系国家战略的行业加强准入审查。2020年以来，中国出台出口管制法、反外国制裁法等，用法律手段准备在必要时牺牲部分国际市场利益，维护政治安全。 习近平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他决心终结中共长期奉行的市场换成长、成长保稳定路线。从意识形态出发，颠覆了邓小平延续35年的增长模式。习将党的主要矛盾重新界定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意味着发展不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而代之的是国家安全、社会公平和意识形态确定性等考量。习近平倡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整体国家崛起、民族复兴，斥责西方式的个人权利和资本优先，提出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发展格局，恢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求确保关键领域国有经济主导。 这种转向最直观的例证是习近平治下中国经济政策的国家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如在房地产泡沫问题上，习近平推出房地产调控和三道红线，不惜引爆恒大等房企的债务风险，坚决为房地产过热降温。即使地产降温导致地方财政和GDP短期受创，中央依然坚持不动摇，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在互联网行业，强调加强互联网思想阵地，社交媒体和娱乐内容全面受损，牺牲流量经济以换取舆论可控，如为了防控疫情，习近平坚持严厉的清零政策三年，尽管对国民经济造成重挫。他认为这是展示中国制度优越性的政治任务，一系列决策背后都体现出经济让位于政治，短期服从于安全和意识形态。 习近平的逻辑是，走权力换市场的老路，将威胁到党的长远生存。若继续一味做大市场，融入国际体系，经济或许更繁荣，但党可能走向演变，国家可能陷入受制于人。如其顺从和平演变，最终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如主动以斗争求生存。如果中国人因自身的勤劳在国际市场上过了好日子，共产党就要被和平演变掉。如在尽量可控的情况下，主动自我调整经济，确立党和领袖的权威，这便是习近平思维的关键。 政治安全高于经济利益，习近平选择与西方对抗、与市场经济翻脸，正是为了防止权力受到威胁和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现代化后的守成道路，不受资本和外力牵制，专注于民族复兴使命的、巩固自身权力的执政集团。 毫无疑问，重构契约的过程代价高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本加速外逃，失业率创新高，国际投资者信心受挫。这些现象都在近年出现，但在习近平看来，这些只是转型震痛。他相信民族主义和国家使命可以填补GDP增速放缓带来的合法性真空。官媒大力宣扬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强调抗疫斗争、科技自立，共同富裕的叙述是重塑民众的信念基础，以民族主义情感凝聚人心，替代过去让你发财的改开路径。这是习近平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试图打造的是一个后经济增长时代的执政合法性来源，通过民族复兴愿景和强国意识形态，让人民即便物质上不再保持高增长红利，也能因国家强盛而对政权保持忠诚。依靠民族主义为系统注入新信心，习近平将其演绎到新的高度。在他的新框架下，党不再充当市场守夜人，要重新成为社会方方面面的主导力量。这标志着1978年以来所谓改革逻辑的终结，中共统治理念的一次根本转折：从功利主义转向使命论，从利益联盟转向意识形态动员。这样的转折为中国未来走向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 当安全一城取代经济一城处于核心位置，这个国家很可能呈现对内高压和对外冒险，甚至陷入新冷战或热战的风险。这也正是我们在下一部分要探讨的：习近平是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为这一战略转型做准备的。在经济和权力结构变的同时，习近平也对中共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重塑。一方面继承了民族主义这面大旗，又对其内涵进行了改造升级，使其符合于新中共的需要。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从"洋货民族主义"到封闭自信的新时代意识形态。 所谓"洋货民族主义"，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民族主义叙事适常借助于外来的商品和文化载体，反哺国内的民族认同。这种现象在香港流行文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香港武侠片和警匪片等西方式的大众文化产品，曾度成为塑造大陆民族主义情感的重要资源。 习近平时代，在中央智囊王沪宁的操刀下，中共意识形态体系被重新打造，更加排它自成体系，骨骼是党的统治和民族主义激情。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经历从极左到务实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下降。与此同时，香港作为华语文化重镇，电影、音乐、武侠小说等大量涌入大陆，从前一幕画中染了大众的民族认同。文革摧毁中华正统文化之后，香港电影重新引进了中国传统历史和价值观给大陆观众，他们重新激起民族主义的热情。 邵氏公司的黄梅调戏曲片，徐术武侠片在七八十年代风靡神州，《精武门》《霍元甲》《金武英雄》等影片塑造了民族英雄形象，激起其观众强烈的爱国情感。李小龙在电影中高呼"我是中国人"激发认同感，令无数中国观众热血沸腾。要特别强调的是，李小龙在电影中所说的中国人，指的是民族文化认同上的中国人，并非政治身份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两者虽然有重合的部分，但不可混为一谈。这些武侠与功夫电影不仅传递了忠诚、牺牲、仁义等家国情怀，勾勒出一个理想化的中华文化图景。民族主义正是武侠小说和电影背后的重要驱动力，将家国大义、侠气和现代民族意识融为一体，成为华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对于饱受饥饿的大陆观众来说，香港荧幕上所呈现的传统文化和江湖义气，仿佛填补了文革后精神世界的空白，提供了新的身份认同来源。不仅武侠片，香港的警匪片、黑帮片在90年代也对大陆意识形态产生奇特影响。 当时内地意识形态处于转型迷茫期，官方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不足，香港影视中的江湖道义、兄弟情义，甚至是小人物的奋斗，成为大陆年轻一代可以抒发爱国热情和社会关怀的媒介。《英雄本色》中小马哥的义薄云天，《无间道》里警察对信念的坚守，都让观众从中体会到一种不同于说教的价值共鸣。这些影片虽然并非刻意宣扬爱国，但塑造的正义形象和家国情怀，常被视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大陆的民族主义有相当成分是通过香港的文化产品出口转内销凝聚起来的。官方来说，这种中华主义这套宣传在党的宣传片中早已滥用。但事实上，许多大陆人正是从这些洋包装的爱国故事中重新找回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这一现象可成为文化悖论：民族主义从香港反哺大陆。香港在殖民地时期反而更像传统中国，保留了大量中华文化元素和民族情感，而且在自由环境下将其融入商品文化传播到大陆。当大陆官方还困囿于教条时，香港流行文化已帮助重建了大众的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 这种文化悖论同样在台湾也有体现。许多去过台湾的朋友都会感慨，台湾保留了更多中华正统文化，与大陆相比，台湾更像是大陆人心目中的传统中国。然而，这种由商业娱乐激发的民族主义具有矛盾性，它即深深吸引大陆民众，拉近两地心理距离，也难免存在消费主义和虚幻性，毕竟电影里的侠义中国只是一种想象。 香港于1997年回归，两地融合加深后，这种想象逐渐被现实政治所取代。香港曾赋予大陆的民族主义梦想，随着今年香港自身陷入政治高压，正演变成恶梦。那种自由多元的旧香港文化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内地式的单一价值观。为此不少港人和大陆自由派都深感痛惜。 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建设，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南海幕僚长王沪宁主导的。王沪宁被誉为中共思想总设计师，其职责正是为习近平量身打造一套宏大的理论体系以凝聚党心民心。这套意识形态和新的核心旨在收编和改造民族主义，使其从过去那种开放的娱乐化的形态，转变为体系完整、排它性强的官方理论。 王沪宁早年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主张新权威主义理论，强调以强势国家塑造社会秩序。他身处西方学说之中，却对西方自由民主抱持怀疑态度，著书《美国反对美国》批判美国制度弊端。进入体制后，他先后为江泽民撰写"三个代表"，为胡锦涛构思"和谐社会"，如今又为习近平量身打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被写入党章的指导思想。可以说，从江泽民到习近平，这期间所有重大战略口号几乎都出自王沪宁之手，因此他也被形容为"政治美容师"，擅长用理论包装政策，为党执政提供逻辑完备的价值合法性。 在习近平的意识形态重构中，王沪宁发挥了几个关键作用： 确立理论旗帜。王沪宁帮助将习近平思想定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塑造领袖思想的历史地位。二十大党章修正把"两个确立"写入，确立习近平核心地位和习思想指导地位，意味着在理论上，习近平思想被包装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真理经典。它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又强调其当代唯一正统性。王沪宁深知理论名分之重要，确保了习近平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为习的个人权威提供理论护身符。 构建话语体系。在他的操刀下，习时期的官方话语体系更加完备和封闭。"中国梦"、"伟大复兴"、"以人民为中心"、"四个自信"等等标语层出不穷，共同构成一整套叙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王沪宁为反制西方意识形态浸染所设计的框架，旨在强化中国模式的正当性。官方媒体和教材不断重复这些话语，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形成一种封闭循环的舆论环境。在这样的语境下，任何对西方价值的认同都被视为不自信，而天然具有了贬义含义。这套话语体系成功的替换了90年代以来流行的很多洋词汇，如民族、人权、公正等，渐淡出公众讨论，以中国特色或正能量的内部化语汇取代。这正是王沪宁在意识形态工作的高明之处：用新的概念框架占领思想高地，让人们不知不觉地在官方设定的话语范围内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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