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enning Li

习近平已再次发明中国共产党 & 香港的悲哀

简要概括: 习近平上台后,以反腐、军改、修宪等手段清洗旧人、集权于一身,终结邓小平以来的集体领导体制,重塑一个唯命是从的极权政党。香港的衰败并非偶然,而是这一体制转型的必然牺牲品。在疫情前后权力达至巅峰,为彻底抹除对自己的制度性威胁,习近平选择扭转“以经济发展换取政权合法性”的旧路径,改为“市场服务于政治”,宁愿自损八百也要让香港的自由制度完蛋。2019年反送中成为压制的契机,北京强推国安法,打压民主派,整顿教育传媒,迫使资本和人才大举流出,香港由此失去制度优势,沦为大陆极权的延伸。 这个政治强人辈出的世纪里,有人像习近平这样张起股的再造一个执政党,是改革而不是计程,是彻底重写剧本。大多数人还在用邓小平的墨石透过合解中国政治时,习近平早已把整条合改到了。他清洗了旧人马,破了党内规矩,废除了任期制,新时代思想读死了一切意义。问题是他到底在新建一个怎样的党? 我们经历过台海的剑拔弩张,香港的断裂成轮,清零的疯狂与民企的凋敝式微。正的改变可能早已敲定完成,中国共产党也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党了。斯大林式的肃反,蒋介石的清党,毛泽东式的群众动员,这些历史图景如今被一一翻出,凑成一个听命于一人一致的新气象。 那么习近平究竟是共产党历史上的继承者,是篡改者,是塑造者还是终结者?他要拯救中共还是再造中共?他要的是怎样的未来?准备付出多大代价?他又是如何用整整一个国家当实验场,成就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炼金术?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造,并非延续邓小平以来的集体领导模式,而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权力重构。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先摧毁旧有的党内生态,再按个人意志重塑一个新的党。这种做法在历史上并非首次,斯大林和蒋介石等党政强人都走过类似道路,通过清洗旧干部,集权于一身,彻底改造各自的执政党结构。 斯大林式的党内重构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发动大清洗,以肃反名义清除党内异己力量。在1936年至1938年的恐怖年代,斯大林借口破获反党阴谋,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清洗,整肃了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最终将1917年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全部消灭殆尽。几乎所有列宁时期的党和国家元老,如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都在莫斯科公开审判中被定罪处决,十月革命功臣无一幸免。 通过这场血腥清洗,斯大林扫除了一切潜在对手,在苏共党内建立起对思想和权力的绝对控制。个人独裁取代了集体领导,苏共的组织形态被斯大林重新发明为一个全面服从于他个人意志的工具。清洗所造成的恐怖氛围持续多年,却有效确保了此后相当时期内党内再无敢于挑战斯大林之人。 中国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也曾通过清党重新塑造党权威。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力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和左派。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会领袖在上海被捕杀,约有500名共产党员和工会领袖被杀或被捕,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国总理的周恩来。此后数周内,逮捕和处决在全国持续进行,受害者实际数字无法统计。 通过这场清党运动,蒋介石彻底肃除了国民党内受苏联影响的左派势力,在南京建立起由他个人主导的国民政府,以总裁令和党魁的双重身份统领党政军。国民党自此进入一个高度个人集权的党国体制时代。蒋介石的党内重构手段虽然残酷,却巩固了他对国民党的绝对领导权,为此后十年国民党在大陆的一党执政奠定了基础。 与斯大林和蒋介石类似,习近平在上台后也采取雷厉风行手段改造中共。他没有遵循前任胡锦涛集体领导、党内和谐的路线,而是选择打破旧平衡、建立新秩序。 首先,大力开展反腐肃贪运动,其中整肃了一批掌握实权的高级干部。短短几年内,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统战部长令计划等重量级人物相继落马,指控严重违纪违法乃至策划政变。截至2023年,已有230多万名党政官员在反腐中受到查处,其中包含120多名副省军级以上高官。这一场打虎拍蝇行动的规模之大、力度之强,堪称中共建党以来之最。通过反腐,习近平清除了大批旧人马及其庇护的利益网络,打破了前几任形成的派系格局。 第二,习近平推进军队改革和人事重组,巩固党对枪杆子的绝对掌控。2015年启动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撤销四总部,建立战区联合作战体制,大幅压缩军中地方势力的空间。在此过程中,徐才厚、郭伯雄因贪腐受查处,此后包括火箭军高层将领在内多名军官也接连被肃清。通过扁平化指挥结构和人事清洗,习近平本人对解放军的控制前所未有地加强。这类似斯大林当年肃清红军将领、掌握军权的举措。据记载,斯大林曾处决红军中三万多人,包括大多数高级将领,以确保军队对他的绝对效忠。习近平的军事改革虽打出加强战斗力的旗号,但其政治效果是在军中彻底树立个人权威,清除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遗留的军中山头,为新中共提供坚实的武装支撑。 第三,习近平破除了党内的集体领导与既有规矩。邓小平以来,中共形成了一套不成文规则,如领导人退休的年龄底线、提前指定接班人、政治局票决等,以避免个人独裁复辟。而在2018年修宪时,习近平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公开表露意图在两届任期后继续执政。此举令人皆知,习近平正在将中国带回个人独裁时代,打破领导班子新老交替、按既定程序退位的做法,宣告了邓小平时代政治遗产的终结。 路透社在中共二十大后的评论十分精确:习近平不要西方式的权力平衡,而是展示更高度的权力集中。通过排挤中间派系,挤走其他山头,反对力量被削弱,而可以为所欲为地推行个人路线。这种极权逻辑与毛泽东、斯大林时期更为相似,个人意志高于党内民主,组织路线服务于领袖需要。 习近平一系列非常规举措的背后,是对旧制度、妥协路径的摧毁,是对新个人统治秩序的创建。习近平上台后采取的反腐、军改、修宪、极权等动作,呈现出一种重构党的战略考量:清除前朝秩序,制造听命于他的新框架。这种摧党造党逻辑与历史上斯大林肃反、蒋介石清党如出一辙,目的都是为了让党不再受制于既定规矩或元老共识,而完全臣服于新主导者的个人意志。习近平眼中,必须打碎邓小平以来形成的派系平衡和制度缓冲,才能铸就一个听命于核心、实现其政治蓝图的新型共产党。 习近平治下的中共正在经历一次规模宏大的拆台换股,这拆台的火焰同样也烧毁了旧有的党内规范和权力生态,再次发明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一个更接近他个人理想和历史抱负的执政机器。在习近平主导的这场党内重塑中,同世代和派系的干部被大幅清洗,呈现出一次权力谱系的大换血。观察中共党史,可以将党内干部的演变大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革命战争年代、建国初期的黄俄干部;二种是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技术官僚;三种则是隐蔽战线、特权利益交织的深层政府系统。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反腐整顿和组织调整,上述三种干部所代表的旧势力几乎一并清洗,为其个人心志扫清了障碍。下来,我们先要了解这三种旧势力。 首先,黄俄干部是带有深刻苏俄烙印的建党骨干。黄俄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者对中共早期领导的称呼,形容那些深受苏联影响、以马列为信条的共产主义干部。中共建党和革命早期,一批领导骨干曾留学苏联,接受共产国际指挥,如王明、博古等人被称为"莫斯科派"。例如中共情报机关头目康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受命于共产国际,铁腕手段得自斯大林式肃反神髓。早期的中共权力结构中,黄俄系是核心,土系是外围。延安时期毛泽东逐步战胜了这些亲苏派。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的情报保卫系统、意识形态领域深刻打着苏俄烙印。毛泽东时代,一批人掌控着情报、安全和宣传要害部门,对党内政治走向有重大影响。刘少奇曾成为党内"特务集团",他们经历过统战谋略和地下工作,将苏联式的秘密警察制度引进到中国境内。从土改镇反到文革批斗,无不体现出身后的苏联色彩。 第二,改革开放的技术官僚是精英化的新官僚集团。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共干部构成发生重大变化。邓小平废除了以阶级成分选干部的"左"标准,恢复高考和干部教育培训,一批知识型、专业型官员进入各级党政体系,这些人在1980年至1990年代逐步成长为领导梯队,被称为技术官僚或改开干部。他们往往受过良好高等教育,重视经济管理和专业技能,对改革开放和市场建设功不可没。如前总理朱镕基是清华高才生出身,擅长宏观经济调控宏图擘画;又如共青团系统出身的胡锦涛、李克强等人,都有正规高校背景和技术型治理风格。 这一代官员在党内的崛起,其出身和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类似晚清中后期科举士大夫对旧贵族的部分替代。他们带来了现代治理理念和务实取向,被视为中共实现经济腾飞的工程师。而这批技术官僚的兴起引发了老一辈革命干部的不满,许多出身红军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内老人对高学历的新干部存有猜忌心,担心过去的阶级敌人在改革东风下卷土重来。尽管如此,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仍支持这批技术型干部掌权,因为只有引入专业治理,才能避免文革那样的灾难重演,并保持党的执政合法性。21世纪初,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技术官僚集团深度掌握党政大权,他们奉行集体领导与内部制衡的治理模式,中共权力结构相对均衡稳定。 第三,深层政府系统是一个特权与隐蔽的地下红色帝国。国民党曾经把中共地下党称为匪谍,指直接共产党人中的特工间谍势力。在中共党内,谍系统泛指那些长期从事隐蔽战线、掌控情报安全机关、与黑社会和利益网络勾连的权力集团。改革开放后,这一集团逐渐演变为以政法系统、情报体系为核心的深层政府。他们一方面承袭了毛时代公安特务系统的权限,一方面也与新兴的权贵资本相结合,通过控制石油、公安等领域积累巨大影响力。如周永康长期掌控政法委和公安部多年,统领了庞大的政法系人马;又如曾庆红纵横情报和党务系统,被认为是江泽民派系的大管家。这些人或得出身情报机关,或得自身就是高干子弟,他们组成了一个掌握暴力机器、连接权贵资本的特殊利益层级,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版本深层政府。 这个集团在改革年代获益良多。一方面,利用香港和海外金融中心,他们方便地进行情报活动和利益输送;另一方面,他们利用权力换市场的默契,与国内外资本勾连,从石油矿产到地产各行业攫取财富,形成著名的权贵资本主义集团。江泽民、曾庆红时代,政法情报系统与权贵资本合流,使得这一深层政府势力做大,能量甚至被视为对党核心的一种潜在威胁。 在习近平看来,上述三类干部集团都带有旧时代的烙印,对其个人权威的挑战,必须加以整合或清除。执政初期起,习近平就有步骤地对这三种人动手。首先在反腐风暴中,第一个被端上台的是深层政府、权贵资本集团的代表人物。2013年拿下刘志军,2014年查处周永康,震动朝野。周永康作为前政法委书记,被指控收受贿赂和泄漏党国机密,判处无期徒刑,庞大的政法系势力土崩瓦解。接着被视为胡锦涛大秘、担任统战部长的令计划因贪腐落马。红色太子党曲乐恒执掌700亿努能集团后出逃海外。原政法系统西北王苏荣、刘铁男等纷纷被查。这些行动实际釜底抽薪,切断了江曾时代形成的权商网络,破坏了权贵资本集团的经济命脉和组织联系。 香港在这些利益集团的版图中极其重要,习近平不惜毁掉香港,一定要强行镇压香港人民,推进国安法,深层意图正是在于拔除深层政府的据点。我们将在后文详述。与此同时,习近平并没有对技术官僚集团手下留情。2012年至2017年间,表面上与时任总理李克强等技术官僚共事,实际上却不断削弱团派和专业官僚的影响力。到2022年20大,习近平彻底将共青团出身的干部排除出最高领导层,李克强、汪洋退席、胡春华出局,而代之的是习的亲信李强、蔡奇等人。共青团派已被彻底击败,标志着习近平多年来打击团派的努力大获全胜。 团派的失势意味着80年代以来形成的论资排辈、循序渐进的晋升路线走到尽头,党内不再保留让技术官僚平衡领袖权力的空间。那些以专业建树、相对开明的官员,如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央行行长周小川等,纷纷退休或边缘化,政策争论被抹杀于无形。习近平通过组织人事安排,让大批出身一般、履历平平、但对个人效忠可靠的干部走上高位,以此取代过去凭能力、业绩进身的技术官僚。可以说他对技术官僚集团的清除和对深层政府集团的打击几乎同步展开,只是方式更加循序渐进,但同样效果显著。 伴随习近平掌权10余年的是党内干部版图的巨大更迭。特工势力衰落,专业技术官僚下位,中共元老们政治遗产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云散。而代之的是忠于习近平个人的新权力中枢。在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层面,昔日来自不同派系、背景多元的格局不复存在,而代之的是单一色的习家军版图。二十大新一届中央领导中,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曾在习近平主政地方时与其共事或受其提拔,资深的反腐"锦衣卫"李希、政法要紧"王"王小洪,所谓团派、石油帮、太子党等派系已成明日黄花。 这种权力分布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史无前例。习近平通过一场波及全党的新老代替,完成了对中共权力精英的重组,消除了过去几十年中共内部并存的多元权威。无论是革命元老体系、共青团系统,还是隐秘权贵网络,如今都已在他制下瓦解。如今能够在党内发挥影响的,只剩习近平一人及其亲点的新干部群体。这场三种干部的清退是习近平改造中共组织的重要基础,现在的干部结构更加单一化、个人化,中央集权程度显著提高,干部自主性和专业性明显下降,为他推行下一步的路线奠定了政治人事条件,同时也埋下未来隐患。具体内容,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讲到。 邓小平以来,中共赖以维系统治合法性的一大策略是权力换市场的隐性契约:保留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同时以经济增长和市场机会换取民众和精英的合作。这一策略在国内表现为权贵资本与市场经济共生,在国际上体现为融入全球化,特别是中美互利交易的模式。在习近平执政后,这套延续数十年的改革逻辑被颠覆,否定了80年代以来权贵资本加美中交易的旧路径,而寻求一个民族主义驱动的新权力基础。下来,我们详细复盘一下这种权力换市场的隐性契约。 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共逐步形成了一种执政形态:通过发展经济来换取社会支持,从而巩固党的统治。其中隐含着这样一种默契:国内精英利用权力攫取经济利益,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同时普通民众也分享部分增长红利,包括就业和收入提高。作为交换,社会各界不得挑战党的政治垄断地位。这种权力与市场间的交易在国际层面反映为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中国开放市场、资本和技术输入,希望借经济融合促成中国的自由化转型。中共则借机加入全球市场体系,获得巨大发展红利,同时严格控制政治演变的方向。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这种双赢逻辑达到高峰。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和出口激增,GDP年增长高速增长,国企和红色贵族借国际投资和金融平台大发横财,权力换市场成为中国默认的治国准则。权贵利益与资本空间共赢,资本让步党维稳。邓小平去南方视察圈定调,江泽民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体现了这种现实主义交易思维。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案例:干部子弟下海经商,利用政策特权积累财富;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获取财政收入,引外资建厂带动就业;一边是土地财政的蓬勃发展,另一边民营企业则通过向权力寻租得到成长机会。这些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党的集权,也换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和政权合法性。 中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遵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认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因此可以集中精力搞经济,不主动挑起重大冲突。韬光养晦实际上不仅仅指的是国际政治中的低调,同时也隐含了中国内部的放权与低调。这一策略带来了所谓战略机遇期,既有融入全球化的红利,也有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管控。虽然其中也有贫富分化、腐败横行等矛盾,但总体而言,中共在改革年代成功通过经济表现,为自己赢得了一定程度的民众默许与国际容忍。这种执政也被称为绩效合法性。 当习近平在2012年接掌大权时,这一隐性契约看似牢固,实际上已暗藏危机。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开始放缓,发展换稳定的绩效效应递减;另一方面权贵资本做大,导致社会不满情绪增加;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在演变。更关键的是,习近平本人对于这种依赖资本和西方的模式存有警惕和意识形态的反感。 习近平上任后,迅速展现出与前任不同的执政官风:政治上收紧控制,经济上强调国家安全优先与市场效率。在他的主导下,中国逐步抛弃了邓小平的增长至上思维,转向以意识形态为依据重整发展模式。具体表现之一是对私营企业和资本力量的整肃。过去数十年被奉为经济支柱的民营企业巨头近年来接连遭遇打压。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公开批评监管后,蚂蚁金服IPO被紧急叫停,阿里被罚款28亿美元。此后,培训行业一夜之间被清零,游戏娱乐等行业也受严格限制。腾讯、字节跳动等科技公司被要求纠正大数据算法和资本扩张。这一系列动作被视为习近平发起的民营资本退场信号,主张经济必须为政治服务。2021年提出的共同富裕政策明确要求对过高收入和垄断资本进行调节,意图重塑财富分配格局。 在习近平的执政优先中,重点从增长转为管控。这种做法打破了改革时期政府与民营资本的默契,使所有民营企业家感到忐忑不安。而对习近平而言,这正是再造党性的一环,意在表明经济特权阶层不能凌驾于党之上,党必须重新站上领导一切的位置。 在国际层面,习近平同样无意遵循前任的中美合作老路。相反,他认为依靠美国市场和技术存在重大隐患。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并未选择全面妥协以换取贸易和平,而在某些领域以强硬反制。习近平政府推动内外双循环战略,强调国内大循环自给自足,减少对美依赖。如在高科技方面,面对美国对华芯片禁运,中国投入巨资发展半导体国产链;在金融领域,中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支付体系建设,防范美元制裁风险。可以说,习近平主动加速了中美脱钩的进程,而不是极力挽留。 与80年代中国急切融入西方、争取资本技术截然不同,当年邓小平曾不吝贬值人民币、给予外企超国民待遇来吸引外资。如今,习近平却对外资持更审慎态度,对关系国家战略的行业加强准入审查。2020年以来,中国出台出口管制法、反外国制裁法等,用法律手段准备在必要时牺牲部分国际市场利益,维护政治安全。 习近平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他决心终结中共长期奉行的市场换成长、成长保稳定路线。从意识形态出发,颠覆了邓小平延续35年的增长模式。习将党的主要矛盾重新界定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意味着发展不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而代之的是国家安全、社会公平和意识形态确定性等考量。习近平倡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整体国家崛起、民族复兴,斥责西方式的个人权利和资本优先,提出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发展格局,恢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求确保关键领域国有经济主导。 这种转向最直观的例证是习近平治下中国经济政策的国家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如在房地产泡沫问题上,习近平推出房地产调控和三道红线,不惜引爆恒大等房企的债务风险,坚决为房地产过热降温。即使地产降温导致地方财政和GDP短期受创,中央依然坚持不动摇,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在互联网行业,强调加强互联网思想阵地,社交媒体和娱乐内容全面受损,牺牲流量经济以换取舆论可控,如为了防控疫情,习近平坚持严厉的清零政策三年,尽管对国民经济造成重挫。他认为这是展示中国制度优越性的政治任务,一系列决策背后都体现出经济让位于政治,短期服从于安全和意识形态。 习近平的逻辑是,走权力换市场的老路,将威胁到党的长远生存。若继续一味做大市场,融入国际体系,经济或许更繁荣,但党可能走向演变,国家可能陷入受制于人。如其顺从和平演变,最终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如主动以斗争求生存。如果中国人因自身的勤劳在国际市场上过了好日子,共产党就要被和平演变掉。如在尽量可控的情况下,主动自我调整经济,确立党和领袖的权威,这便是习近平思维的关键。 政治安全高于经济利益,习近平选择与西方对抗、与市场经济翻脸,正是为了防止权力受到威胁和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现代化后的守成道路,不受资本和外力牵制,专注于民族复兴使命的、巩固自身权力的执政集团。 毫无疑问,重构契约的过程代价高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本加速外逃,失业率创新高,国际投资者信心受挫。这些现象都在近年出现,但在习近平看来,这些只是转型震痛。他相信民族主义和国家使命可以填补GDP增速放缓带来的合法性真空。官媒大力宣扬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强调抗疫斗争、科技自立,共同富裕的叙述是重塑民众的信念基础,以民族主义情感凝聚人心,替代过去让你发财的改开路径。这是习近平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试图打造的是一个后经济增长时代的执政合法性来源,通过民族复兴愿景和强国意识形态,让人民即便物质上不再保持高增长红利,也能因国家强盛而对政权保持忠诚。依靠民族主义为系统注入新信心,习近平将其演绎到新的高度。在他的新框架下,党不再充当市场守夜人,要重新成为社会方方面面的主导力量。这标志着1978年以来所谓改革逻辑的终结,中共统治理念的一次根本转折:从功利主义转向使命论,从利益联盟转向意识形态动员。这样的转折为中国未来走向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 当安全一城取代经济一城处于核心位置,这个国家很可能呈现对内高压和对外冒险,甚至陷入新冷战或热战的风险。这也正是我们在下一部分要探讨的:习近平是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为这一战略转型做准备的。在经济和权力结构变的同时,习近平也对中共的意识形态进行了重塑。一方面继承了民族主义这面大旗,又对其内涵进行了改造升级,使其符合于新中共的需要。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从"洋货民族主义"到封闭自信的新时代意识形态。 所谓"洋货民族主义",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民族主义叙事适常借助于外来的商品和文化载体,反哺国内的民族认同。这种现象在香港流行文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香港武侠片和警匪片等西方式的大众文化产品,曾度成为塑造大陆民族主义情感的重要资源。 习近平时代,在中央智囊王沪宁的操刀下,中共意识形态体系被重新打造,更加排它自成体系,骨骼是党的统治和民族主义激情。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大陆的官方意识形态经历从极左到务实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下降。与此同时,香港作为华语文化重镇,电影、音乐、武侠小说等大量涌入大陆,从前一幕画中染了大众的民族认同。文革摧毁中华正统文化之后,香港电影重新引进了中国传统历史和价值观给大陆观众,他们重新激起民族主义的热情。 邵氏公司的黄梅调戏曲片,徐术武侠片在七八十年代风靡神州,《精武门》《霍元甲》《金武英雄》等影片塑造了民族英雄形象,激起其观众强烈的爱国情感。李小龙在电影中高呼"我是中国人"激发认同感,令无数中国观众热血沸腾。要特别强调的是,李小龙在电影中所说的中国人,指的是民族文化认同上的中国人,并非政治身份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两者虽然有重合的部分,但不可混为一谈。这些武侠与功夫电影不仅传递了忠诚、牺牲、仁义等家国情怀,勾勒出一个理想化的中华文化图景。民族主义正是武侠小说和电影背后的重要驱动力,将家国大义、侠气和现代民族意识融为一体,成为华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对于饱受饥饿的大陆观众来说,香港荧幕上所呈现的传统文化和江湖义气,仿佛填补了文革后精神世界的空白,提供了新的身份认同来源。不仅武侠片,香港的警匪片、黑帮片在90年代也对大陆意识形态产生奇特影响。 当时内地意识形态处于转型迷茫期,官方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不足,香港影视中的江湖道义、兄弟情义,甚至是小人物的奋斗,成为大陆年轻一代可以抒发爱国热情和社会关怀的媒介。《英雄本色》中小马哥的义薄云天,《无间道》里警察对信念的坚守,都让观众从中体会到一种不同于说教的价值共鸣。这些影片虽然并非刻意宣扬爱国,但塑造的正义形象和家国情怀,常被视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大陆的民族主义有相当成分是通过香港的文化产品出口转内销凝聚起来的。官方来说,这种中华主义这套宣传在党的宣传片中早已滥用。但事实上,许多大陆人正是从这些洋包装的爱国故事中重新找回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这一现象可成为文化悖论:民族主义从香港反哺大陆。香港在殖民地时期反而更像传统中国,保留了大量中华文化元素和民族情感,而且在自由环境下将其融入商品文化传播到大陆。当大陆官方还困囿于教条时,香港流行文化已帮助重建了大众的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 这种文化悖论同样在台湾也有体现。许多去过台湾的朋友都会感慨,台湾保留了更多中华正统文化,与大陆相比,台湾更像是大陆人心目中的传统中国。然而,这种由商业娱乐激发的民族主义具有矛盾性,它即深深吸引大陆民众,拉近两地心理距离,也难免存在消费主义和虚幻性,毕竟电影里的侠义中国只是一种想象。 香港于1997年回归,两地融合加深后,这种想象逐渐被现实政治所取代。香港曾赋予大陆的民族主义梦想,随着今年香港自身陷入政治高压,正演变成恶梦。那种自由多元的旧香港文化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内地式的单一价值观。为此不少港人和大陆自由派都深感痛惜。 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建设,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南海幕僚长王沪宁主导的。王沪宁被誉为中共思想总设计师,其职责正是为习近平量身打造一套宏大的理论体系以凝聚党心民心。这套意识形态和新的核心旨在收编和改造民族主义,使其从过去那种开放的娱乐化的形态,转变为体系完整、排它性强的官方理论。 王沪宁早年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主张新权威主义理论,强调以强势国家塑造社会秩序。他身处西方学说之中,却对西方自由民主抱持怀疑态度,著书《美国反对美国》批判美国制度弊端。进入体制后,他先后为江泽民撰写"三个代表",为胡锦涛构思"和谐社会",如今又为习近平量身打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被写入党章的指导思想。可以说,从江泽民到习近平,这期间所有重大战略口号几乎都出自王沪宁之手,因此他也被形容为"政治美容师",擅长用理论包装政策,为党执政提供逻辑完备的价值合法性。 在习近平的意识形态重构中,王沪宁发挥了几个关键作用: 确立理论旗帜。王沪宁帮助将习近平思想定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塑造领袖思想的历史地位。二十大党章修正把"两个确立"写入,确立习近平核心地位和习思想指导地位,意味着在理论上,习近平思想被包装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真理经典。它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又强调其当代唯一正统性。王沪宁深知理论名分之重要,确保了习近平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为习的个人权威提供理论护身符。 构建话语体系。在他的操刀下,习时期的官方话语体系更加完备和封闭。"中国梦"、"伟大复兴"、"以人民为中心"、"四个自信"等等标语层出不穷,共同构成一整套叙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王沪宁为反制西方意识形态浸染所设计的框架,旨在强化中国模式的正当性。官方媒体和教材不断重复这些话语,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形成一种封闭循环的舆论环境。在这样的语境下,任何对西方价值的认同都被视为不自信,而天然具有了贬义含义。这套话语体系成功的替换了90年代以来流行的很多洋词汇,如民族、人权、公正等,渐淡出公众讨论,以中国特色或正能量的内部化语汇取代。这正是王沪宁在意识形态工作的高明之处:用新的概念框架占领思想高地,让人们不知不觉地在官方设定的话语范围内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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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双面诡臣和珅传 – 2024.01.20

此书有小说嫌疑 先总结一下和珅此人特点: 美貌无与伦比,身体也十分强壮 讲话娓娓道来,声音好听 擅长察言观色,自幼为孤儿,吃尽苦头,因祸得福,最擅长揣摩乾隆的心理 记忆里超群,四书五经及其注解背的滚瓜烂熟 从不生搬硬套说啥做啥,有自己极深刻的理解(所以乡试挂了因为科举是纯背诵和八股,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永远思考皇帝问这句话的目的根源是什么,在乾隆晚年连嘉庆都搞不懂他想做啥和珅却完全理解 只在适当的时候说极其精辟的话 与皇帝感同身受,这比皇帝小39岁的人却能与他一并在皇太后去世时连跪三天 虽收受贿赂帮人提携,但帮的大都也是有才之人和能为己解决问题之人,也算做了点实事 永远站在皇帝这边,哪怕要与所有人做对(南巡,税收,费钱等),乾隆最懂和珅的贪了 对皇帝最大的用处是当自己的挡箭牌,擦屁股之人,好事让乾隆占完,罪名和珅背,而且精通财务文史哲多国语言,这样勤恳的大臣当然要重用 虽收受贿赂,结党营私,但从不谋反 和珅本人: 满族人 爹是八旗的小官,八旗子弟可以世袭,但如果能凭科举考上那会被高看,所以大家还是多多学习 更擅长文,他弟弟擅武 和珅(史料记载是)十分专一,虽有小妾,但也是正妻挑选 一辈子敬重自己的恩人,发达之后先回馈的就是恩人 会满汉蒙古和藏语四种语言,这在朝廷百臣中绝无仅有,帮他获得了许多建言献策的机会,还做了外交大臣 有弟弟叫和琳,1792年升任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廓尔喀一战胜利后升任工部尚书,之后留在西藏,一生正气,生活不错,多次拒绝和珅让其调回北京的好意,在1794年时升任四川总督,这可是大官啊,之后平定了反清的叛乱,升职为兵部尚书,这可是朝廷正一品官 视力极好,从不近视 绝对的睚眦必报,面子被驳则定将委屈自己之人碎尸万段 主要: 9岁的和珅和6岁的弟弟一同考入咸阳宫学习官学教育(其实能毕业就基本半只脚踏入官场了,就是依旧得从低往上爬而已),这类似贵族学校,为满人贵族与官宦后代设立,汉人无论多么优异背景多好也进不去 和珅的老师叫吴省兰,十分喜欢和珅兄弟俩,因为也只有他们的家境没那么好不那么恃才傲物万物皆不入法眼了 遇到贵人冯英廉,为刑部尚书,儿子被处死了,孙女一天天长大需要女婿,于是找了学校中最好学的和珅想要他做上门女婿(当然和珅也对这个美丽端庄的女子有动过心),许诺死后之后财产都分给他,和珅这里就高明许多,想了上中下三策,下策是直接拒绝不入赘,中策是无条件入赘,继承万贯家产,上策则是让他女儿下嫁,但我会多生几个儿子,给冯府过继几个。这和珅真是厉害啊,跳出了答应和不答应的圈子,直接以平辈商量的姿态与爷子辈的人交流 向自己舅舅借了两千两银子继承了爵位后迎娶了冯女,拿了两万两嫁妆(所以现代男女婚恋上的对立来源于贫穷…) 和珅不愿再通过科举做官,因为徇私舞弊过多,而他不想做这个事(具体我也不懂…),于是吴老师推荐其做皇帝身边的侍卫,虽是武臣,但若能离皇帝更近那就能更好的把才华施展开,得到赏识 通过冯的关系,和珅成功当了御前侍卫,也就是站站岗等,虽然见皇上的次数很多,但能搭上话的次数几乎没有。和珅站了四五年了,才有搭上话的机会,因为皇帝下来微服私访,找的保镖就有和珅,和珅被要求假扮乾隆的儿子,虽然和珅对青楼和赌场的见解不被乾隆认可,但乾隆之后也因和珅的真性情和敢于直言的性格把他招为贴身侍卫,这样说话的次数就大大增加了 某次遇到关于缅甸来犯的急令,和珅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通过自己满腹的经纶圆了回来,并得到了皇帝赏识,被要求发表了政见,而后也确实采纳了。和珅这种敢于打破常规的勇气真厉害 无论是后宫之事还是国家大事,和珅总会抓住一切的机会发表看法,参与感拉满 某晚乾隆睡不着,拉和珅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珅卯足了劲说,说了一晚上后,乾隆赐他正蓝旗满洲都统职位(从二品武官),也就是守护京城,这职位一下子就直接比他当了一辈子官的爹还高了 至于和珅如何从满洲都统变到户部侍郎,这故事书中写的很玄乎:雍正,也就是乾隆他爹,有个乾隆十分喜欢的宫女,但按道理驾崩之后所有未生育的宫女都要被遣返,但乾隆私自把那位美丽的宫女放在自己的寝宫,但后来被发现了,于是皇太后赐她死,乾隆十分愧疚,要破了手指在她尸体脖子上按了一下,而这个红色印记在和珅脖子上也有,是一块胎记,于是乾隆认为和珅是她的转世,而且也算美男子,就直接在某次狩猎活动中提拔为财政大臣,管税务的,这也正和和珅心意,毕竟他也不喜欢军职 之后在乾隆拜访山东孔庙时,由于和珅彻夜长谈三国演义,之后就任命其为军机大臣,这可是绝对的中央智囊团啊!于是很多人开始巴结和珅了,但一开始和珅把礼物都拒绝了,这不知怎么的让乾隆知道了,觉得他清廉,然后直接赏赐了一品朝冠,兼任国史馆副总裁!所以当时的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是看不上和珅这个年轻小孩的,不怎么理他 和珅给乾隆发表评论说,如要管控禁书,应从南方开始,毕竟南方之前反清势力更大,且更难“管教”,乾隆同一。乾隆这个人最反感文人写诗讥讽朝廷,而下属的官员为了立功可劲的查,捕风捉影的查,自然把这个风气带起来了。于是有个人把康熙字典给填充了一番,确实变得更好用了,但是在序言和后面的句子中写了乾隆的全名,这是十分忌讳的,于是和珅办案,直接砍头,并且全家21人全部同坐,16岁以上男子全部处死,女子以及16岁以下男子全部流放。当然这里和珅有故意之意,因为处死的王姓官员本来就是自己亲家冯家的仇人 之后又在一次与乾隆下象棋谈话之后,皇帝赐和珅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权力,这本是当朝60岁以上老者才有的权力但乾隆让其拥有,必然会招到别人的不满,和珅也就更加小心谨慎了 但运气不好的事就来了,曾被和珅帮过做官的一个兄弟的爹去世了,按照清朝法律,父母去世的7品以上官员要回老家守孝3年,这3年内不允许做官,可他刚买官俩月,三年啊那也太亏了,于是就想隐瞒,不料被匿名举报了,而且自己与和珅的关系也被查出。于是永贵(看和珅不顺眼的议政大臣)上奏举报和珅,但在那天前一晚永贵的儿子(和珅的跟班,认为跟着和珅走有肉吃)先通风报信了说自己家父之后要举报他,于是和珅决定直接写一封举报信举报安明(不孝之官)随身携带,在乾隆质问和珅为何有眼无珠举荐这么一位人时和珅就自然而然地说自己本想举报但不料被抢了先,于是乾隆也不想为难自己的爱臣,罚了一年俸禄,降两级留任,这几乎等同于没有罚了。和珅真聪明且懂皇上的心思啊! 自己升官之后巴结自己的人多了,其实和珅也不在乎,他更在乎这些人是否能为自己所用,比如: 从小一起学习的海宁,官运不顺,要和珅帮一把,和珅看他在贵州云南那块,既然天高皇帝远,那块有自己当年崇文门收税时有过矛盾的李侍尧(云贵总督),据说为人专横跋扈,一手遮天,甚至敢把自己比作康熙时期的吴三桂,有这想法后就让海宁收集证据然后和珅自己试试能否搞掉李侍尧,也算为自己好。后来还真找到了石锤的证据,但乾隆爱才,又不能显得自己护短,于是和珅主动请求作为钦差大臣去云南办案。办的时候尽量不触及其底线,而且确实也很难查,毕竟他每次有大额收入时都会给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官员好处,以保证没人揭发他。他也知道绝不能自首,何况自首了依旧是砍头,还不如赌一把皇上会救我,将其革职下狱后,从别的官员入手,借坦白就从轻处罚美言几句之名搞清楚了李侍尧的心腹,然后借着皇帝远在天边的理由严刑拷打,最后全招。李侍尧的罪名主要有放高利贷,走私出口食盐,云南省内官职明码标价(知府10万,县令1万)。搞清楚这些证据后,挨个跟大大小小的官员见面让他们站好队伍倒戈了和珅。但乾隆不想处死他,毕竟他虽然贪但大头还是上贡给了皇上(乾隆称其为“贡优奇才”),说明此人搞钱能力出众,乾隆心腹基本除了和珅就是他了。于是命和珅从户部侍郎升为户部尚书,宽待李侍尧,判斩监候。虽然该案并没杀掉李侍尧,但和珅向皇上展现了自己出色的办案能力,绝对也不虚此行了,只是这个事件之后,各地官员以进贡为借口贪财之风更加严重了,官官相护,对地方治理影响恶劣 还有一当年同学叫国泰,唐山市县令,也想升官,和珅不愿出大力帮他,于是想到了个又能讨好乾隆有能帮他的办法:乾隆喜欢诗词歌赋(所以很器重纪晓岚),而名人墨客的诗词数量加一起还不如乾隆的一半(哈哈哈哈),而和珅又收藏了很多皇上的诗词,私下分给他一点,让他在唐山多多宣传,然后自己有待时日带着皇上去唐山,看到百姓都念自己的诗那不就成了!这还真是妙招啊,既没有收受不爱之人的贿赂又能让皇上开心。不久后没有提前通知便去了唐山,百姓称颂皇上的事迹更加做实,于是和珅和国泰双双得到好处 自己在什刹海的新家建成后请纪晓岚题匾,于是才子写下“竹苞”,和大人很开心。后来恩师吴省兰也来拜访之时,看出奥秘,这哪是夸和珅啊,这两字拆开明明是“个个草包”! 当然吴省兰也是为求和珅在宫里帮忙搞个职位,和珅想到妙计,自己与纪晓岚有仇,而纪大人是国史馆总裁,自己是副总裁,干脆让自己的恩师当这个副总裁得了,还能帮自己监视纪大人,一举两得呀(给乾隆说的借口自然是自己忙不过来而且才疏学浅,不如交给文化水平更高的恩师,乾隆也高兴,毕竟这还是头回有人主动辞官,且爱才的他自然更喜欢肚里有墨水的人当这个官)。最后吴省兰被派到嘉庆身边(太子)陪读,实为监控,即位后想把老师换成自己人,结果被太上皇猛批。监控嘉庆是和珅与乾隆都希望看到的,毕竟乾隆让位不让权,有个亲信在监视皇上也是好事 和珅也帮助筹款修建了钱塘江石塘工程,就是个水坝,几乎没有贪污,算是一生中做过的少数大好事之一 宋有《资治通鉴》,明有《永乐大典》,清有《四库全书》,人有三不朽:其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于是乾隆让和珅帮助建立《四库全书》,而和珅也在尽力从满汉人所著的书籍中挑选好书,阅读后加以修饰去除不合清朝的言论予以发表 另一件千古大案就是甘肃捐监冒赈案,也就是甘肃头头王亶望六年间谎报灾情侵吞灾款。和珅虽然带兵一塌糊涂不懂兵法,但办案还是厉害,直接搬倒了欺骗乾隆六年的甘肃官场,20多人斩立决。办案手法那自然依旧是从小官入手,连哄带骗供出上级,然后严刑拷打逼供,然后证据充足后全员逮捕返回北京。这次之后,直接给和珅增加了一官职,为兵部尚书,而李侍尧(对和珅有恩)也提拔为陕甘总督 国泰靠着和珅做上官之后在山东那叫一个滋润,都敢挪用府库的银子,因为过于民不聊生,刘墉(本来也想扳倒和珅)主动要求与和珅去查案,和珅提前通风报信但被截获,国泰那边虽挪用了但在一天之内就从民间收集好了银子填充了国库,最后刘与和没查到什么东西就走了,但刘立马杀个回马枪要求查库,于是发现空空如也。乾隆大怒,让和珅认罪,并拿出国泰为其写的书信作为证据,和珅没有贸然认罪,说这是国泰一厢情愿所为。最后二人升职为内阁大学士(但整个过程绝不是这么简单的,乾隆放过和珅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科举考试行贿成风,和珅多次建言献策要严格要求考试制度,减少不正之风,这看似在做好事,实则更为增加考场舞弊的成本,让考生投入更多的钱财在贿赂上! 镇压台湾叛乱也有和珅的参与。虽然清初康熙战胜郑成功,将台湾收复归位福建管理,但岛上反清复明的声音一直没停过,郑家残余势力成立了秘密复国组织“天地会”,其实康熙乾隆统治还比较开明,这其实更得益于经济的繁荣,天地会没有什么动静,直到后来他们把口号改成了“反对贪官”,这可就在民间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之后1773年林爽文率军打败了台湾知府的镇压,乾隆大怒,本想御驾亲征,后和珅推荐闽浙总督来去解决,帮乾隆解决了口舌之快的面子问题,但他率军无力,没打赢。和珅便举荐福康安,打赢了推荐有功,打输了又可以治一下他对自己嚣张的气焰,一举两得。最后打赢,被赐三等忠襄伯 1780年因为内务府缺钱,和珅开发了议罪银,但因为没有明确制度(或故意为之),导致交的少了皇帝不满意甚至给驳回来,所以大家都往高了报,于是银子出去了,大小官员势必会拼命再赚,即会更想办法贪污,而什么罪能买通全凭和珅自己决定,这更加剧他一手遮天的贪污了 整个大清王朝,每三个地方官员(只有大官才交,因为小官能交的钱太少,塞牙缝都不如)就有一人自行缴纳议罪银,都以万两计,内务府每年议罪银收入大概30万两(而和珅通过各种途径贪的数额,不会低于这个数)。和珅想让谁缴纳银子,加个罪名那是何等容易 和珅产业遍布全国,有各种酒楼当铺客栈甚至眼镜店(让管家刘全从欧洲进口30万副眼镜卖得900万两七三分城 – 也就是说所谓的闭关锁国也没有那么彻底),管家刘全也做一些和珅不太能作为官员而做的产业,比如高利贷赌场和青楼,有着乾隆的靠山,做什么生意都能成,但这让监察御史曹锡宝不满,于是要查刘全过于奢侈的家和马车,写了封奏折但怕文字不妥于是找了吴省钦,这可是吴省兰的兄弟是和珅的人呀,于是直接通知了在避暑山庄的和珅,立马把刘全的所有奢靡之物全部销毁。曹锡宝没能弹劾成功,可以说多亏和珅内线足够多,而且都较为衷心 乾隆后期英国工业革命发展迅速,英使马嘎尔尼一行人来京谈判想要更多贸易的好处(按和珅的话说,就是想要占一个岛屿做贸易的中转地,拥有各种买卖的权力,而清政府又不能设防),自然被乾隆叫停,让和珅去打发他走,但依旧赏赐了黄金一万两。和珅私下与他谈,也没有结果,而且在接待后,和珅也没有忘记远超实际金额的报销,且还接受了马嘎尔尼的一辆四轮玻璃大马车。马嘎尔尼之后并没直接回国,而是到各地考察,认为乾隆时期的中国是一座雄伟的废墟,百姓贫穷落后,“清朝一日不灭,中国一日不崛起”(当然这话定有翻译夸大其词之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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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清朝文字狱 – 1990群众出版社版

文字狱大都在盛世才达到顶峰,因为国力强劲时皇帝才有资格搞搞这些有的没的 文字狱并非起源于清朝,在任何有权利斗争与独裁统治的时候都有文字狱,毕竟帝王通常猜忌多疑,又权力无限 苏轼三兄弟经历过无数次文字狱洗礼,好在宋神宗一笑了之 清朝开始后有极多的文字狱出现在编纂明代历史的人身上,称为“史狱”,“书祸” 历史本身虽然是客观的,但如何记述,有个立场问题,如何评论,那更容易透露出论者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因此,写历史常为当政者所忌 文字狱的两大特点: 此人并未有实际反对当权者的举动,纯因文字而被定罪 建言献策而被定罪通常不被认为是文字狱,因为这纯粹是当着面批评政策,属于皇帝权力范围内的罢免与定罪,而非皇帝吹毛求疵在文字上做文章 文字狱不以作者的行为方式作为主要罪证,而仅仅从作品的文字推求作者的思想倾向而置之以 顺治(几乎没有),康熙时期的文字狱还不是很严重,与后来雍正乾隆两朝的文字狱有显著不同(毕竟刚开始统治,各地区的争斗与满汉矛盾都解决不完呢哪有心情去搞文字狱) 发生过很多栽赃陷害的文字狱,比如我想让你进监狱,我可以伪造一本书然后说是你写的 康熙亲政后立马杀掉了顺治时期的鳌拜,并且在吴三桂为首的三番抗清爆发时还能大幅调整对汉族的政策(被迫的还是主动的不清楚,但我觉得是被迫),重用汉人。而且其实没发生过几次文字狱事件,期间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中所谓“ 违碍” 之处可以说触目皆是,但他活着好好的。当然,康熙晚年还是发生了震惊朝野的藏名世《南山集》大狱 总的说来,顺、康两朝八十年,除四辅臣擅政的短短几年外,清统治者还没有借助文字狱镇压反清知识分子的政策意识,不少案件还是起于汉人之间的构陷和倾轧 雍正起文字狱就多了起来,能统计到有二十多个案子。以雍正六年(1728)开始立案追查的吕留良诗文著作案为标志,明品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几起著名的文字狱是作为统治集因内部斗争的副产品而出现的,与康熙朝的文字狱有所不同,一般不带有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的性质。从吕留良案开始的后一阶段的文字狱,则表明雍正帝的政治注意力转移到思想领域中潜伏的汉人的民族意识了 白从吕留良案被揭发出来,文字狱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新的动向 第一,文字狱被用来作为压制部分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和民族气书的武器 第二,告汗蜂起,文字獄多是自下而上举发的 其实就算是最严格的时候,对于比如翰林院的人来说,写一首诗里面包含明月清风之类的字眼也不会被杀,但如果本就政见不合,那以此为借口就可以开杀了 雍正在位13年就去世了,不然文字狱会更加严重,之后乾隆一开始搞了新政权,文字狱戛然而止,虽然是暂时的。在雍正后期,只要发现文字不对基本就可以直接砍头了,而不会仔细检查是否为诬告,乾隆时期则如果发现为诬告则会进行反坐 在乾隆帝统治中国的63年间,文网之密,文福之多,远远超过了顺、康、雍三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起因是有一个人为了污蔑另一个人(伪稿案),然后搞了大规模的文字传播(彻查所有抄书之人),然后乾隆坐立难安,于是处死了很多人,然后如同曹操般疑神疑鬼 乾隆42年起文字狱激增的直接原因是在全国雷厉风行开展的查办禁书运动(主要目的为彻底消灭汉人中的反满思想,解决民族内部矛盾)。查办销毁某一种或几种所谓禁书从清初就时有发生,但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历时近二十年之久,必欲将一切旧刻新编的禁招搜缴销毁海尽,则是乾隆的独创。乾隆想这么做主要因为一开始让自查禁书的时候效果不好,地方官员也怕被牵连也做的不到位,于是乾隆有意的连续制造了好几桩大案 乾隆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而决定的过激政策,为什么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呢?这里就又要谈谈乾隆帝的作风问题。前面普说过,初即位的十几年乾隆帝比较开明,还听得进不同意见,但到了他的晚年,自我迷信,喜进恶直、喜柔恶刚、喜从恶违的专横作风发展到了项点。在大臣面前,他常常大言不惭地自我吹啦,似乎自己不曾有过任何失误 晚年没有太多文字狱了,因为禁书都被查完了,一万三千多本书没了,也因为55年后统治能力不如以前了,国力也衰败了,乾隆自己也知道不能杀那么多人了 自乾隆以后,嘉庆、道光以迄清末,文字狱极为罕见,因为国力实在太差了 鲁迅看过当时故宮博物院公布的乾隆朝文字狱档案之后,深有感慨地说:“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就是屈大均的《翁山文存》和蔡显的《闲闲录》,鲁迅也说:“我细看了一通,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 乾隆稳健、缜密,而雍正浮躁、粗率 文字狱发展趋势的愈演愈烈又与封建专制在康、雍、乾时期强化到登峰造极的历史过程是同步的。嘉庆以后,封建专制政体没有改变,但国势衰落,统治效能急刷下降,也就没有发生文字狱灾难 朱元璋摘文字狱主要是对付下级官员和普通士人,对威胁皇权的功豆宿将他杀得很凶,胡惟痛、蓝玉党案都是数以万计的人被连坐族诛,但他不制造文字狱作居杀的借日,这又与维正帝有别(一句话来说就是,朱元璋需要杀足够多的人来清除异己,而国力强劲时文字狱为无病呻吟,解闷儿的哈哈) 雍、乾大兴文字狱出于下面两种政治需要,其一,镇压汉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其二,打击朋觉,提高皇权 但就算是在封建时期,文字狱也是不讨人心的,君主也怕留个坏名 专制时代,皇权至上,似乎可以为所欲为,胡来一气,其实也并不尽然。有哪个皇帝想把国家搞乱,想以“昏君”、“暴君之类的恶名留在青史之上?皇帝的权力往往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有的形成了历代相承、行之有效的制度。人们熟知的丞相制从秦汉延续到明初,对皇权是很大的约束。唐代开始实行的谏议制,即使到了明朝仍有相当的活力,六科给事中掌侍从规谏,拾遴补阙,“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领之”。可见,皇帝的論旨如不能通过官品卑微的给事中这一关,也休想发生效力。这种状况到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就发生了根本变化,皇帝权力无限膨胀,达到了极点 文字狱的长期后果就是,清朝中后期,不再注重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相结合(这是清初学者顾炎武所推崇的),因为会被砍头,还不如发扬考据学,所以高风亮节宁死不屈的精神逐渐少了,而多了些政治奴才,也多了明争暗斗与道德败坏 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撒,不拘一格降人材”就是血瘀1839年,表达了对封建专制与文字狱的控诉 道光21年(1841年)开始鸦片战争,之后文字狱基本没有了 为什么“康乾盛证”取得了空前的、历史性的功绩?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地主阶级力量的绝对统一与空前强大,因而出现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相对安定的国内环境,中央政权能够集中通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持抵御外敌、统一边疆的战争,编纂《四库全书》 之类规模空前宏大的经济文化事业 在雍正(《明史》)文字狱案中,书中这些地方可能直接被定罪: 对皇帝不加尊称 贬低努尔哈赤对明起兵 称清兵和先祖为“贼” 对明清之战的态度, 完全站在明朝一边(比如惋惜等) 不写清的年号 庄氏《明史》文字犹发生在江浙,对文人名士集中的江南地区震动尤甚。它虽然可以借此压制读书人不加顾忌地打发思故国之幽情,教训他们不要藐视当朝的传统,达到保持政治稳定的目的,同时也出现一个极坏的开端,即人们可以用文字作为武器,诬陷、威胁、勒索他人,致人于死地。不仅如此,它对禁铺思想,抑制各种学术发展,扼杀人才,影响更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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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毫无用处吗?- 2024.1.8

稍微花了点时间写了段代码,逻辑是这样的: 创建一个150天长度的股票candlestick,其中open_price是首项为15的纯随机运动(首项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整个趋势),而当日的close_price是open_price + 标准正态分布随机数,次日的open_price为前一日的open_price + 标准正态分布随机数,当日最高价为max(close_price, open_price) + 标准正态分布随机数绝对值 / 2,最低价为min(close_price, open_price) – 标准正态分布绝对值 / 2(除以2仅仅是为了好看,不影响当日收盘价) 代码放在了最后,可以自行运行生成 以下是随便生成的12幅图,看着是不是很像实际的股价?当然我也不怎么会技术分析,还有各种理论什么波浪理论量价分析等,但就论最基础的技术分析,可以看看下面随机生成的图: 其他的就不再画了,应该很容易看出来: 当然这不是证明技术分析没有用,在我看来这种生成的图像有至少两个缺点: 绝大部分随机生成的图像在真实A股中都不会出现(或还没出现),A股市场中只有少量走势与上面的图一致或类似,这说明了只能通过实际的走势去研究技术分析而不能用无穷多的理论走势来证明技术分析没用 技术分析做得好的人绝不可能仅看走势,他们必定还会关注交易量、宏观环境、政策趋势、板块内外部的相对分析等再做决策,所以这是一个纬度极高的拟合,不是我这种一维数据能比拟的,所以我上面的这种划线根本构不成实际交易的决策 至于discretionary trading和quantitative trading两者哪个更好这其实没有办法比,因为quant是将一切能量化的都给量化了,可能不能量化的可能给个低权重也加进去了,而discretionary trading也是量化的只不过纬度比quant高太多了,在我有限的生命中我不相信有人能创造出比人脑拟合更优秀的模型,就算算力能达到但如何将几万个纬度给量化出来那也是个问题(对人脑来说,俗称“感觉”)。人脑的缺陷在于会忘记事物以及会过度受外界消息影响。而我是绝对相信市场上有这么一批手动交易的人,他们能几乎达到稳赚不赔的,哈哈哈因为我就经历过,那种人真的是不能做大,毕竟钱多了,那就不是自己的了 import mplfinance as mpf import pandas as pd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def generate_stock_prices(num_of_days, mean, std_dev): open_price = [15] close_price = [] high_pri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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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Distinction between Left and Right

The terms "left-wing" and "right-wing" presuppose the existence of a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and adversary, aiming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and eliminate the adversary. Leftist and Rightist Originating from the seating arrangement of the Estates-General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Leftist: Inclined towards proactive reforms, advocating for new systems. Rightist: Tends towards stability and conservatism, favoring gra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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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与右的简单区分

首先左与右都假定了存在一个基本矛盾与敌人,目标均为消除矛盾与消灭敌人 左派与右派 来源于法国大革命三级会议的坐的位置的左与右 左派:偏积极改革,推行新制度 右派:偏稳定保守,渐进改革 两者经常被认为都有助于达成目标,都好 左倾与右倾 这俩都是在左派此分类的下面: 左倾:政治上追求进步,服务劳动人民 “左倾”:激进和冒进 右倾:认识落后于实际,高估敌人 “右倾”:妥协与软弱 左倾与右倾方向一致,但路线不同 左翼和右翼(资本主义国家) 左翼:社会公平,给人民足够的福利 右翼:自然竞争,反对改革 典型例子:美国民主党偏左翼,共和党偏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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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河南》观后感 – 2024.1.2

总体来说,《只有河南》(世界级的戏剧聚落群)表演形式的极其棒,沉浸的体验完全不输欧美大小剧场。要论缺陷,一是几乎全部的演员都为配音,二是内容过于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的逻辑不符合基本人性和自然规律。如果你说这就是河南人“舍小我取大义”的本性,那你对,你快去献身 全部的剧都围绕着三个主题:河南是一个火车拉来的地方,河南人舍己为人,以及河南文化值得传颂。这些都对,当然我认为只有第一句更有价值。苦难本身绝不值得被赞颂,是解决苦难的精神值得赞颂,而后者是违规的。河南人的无私奉献以及舍小我取大义的精神,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全祖国,要为祖国提供足够的粮食。这个观念十分政治正确,估计也是中牟县能依托建业拿到接近60亿投资的根基之一:毕竟不仅可以洗,而且还是巨大无比的政绩,领导有方啊领导有方。当然这个投资基本上收不回来,哪怕连带周围地价的上涨、ip价值乱七八糟加在一起也收不回来,但以此带出的文化影响力、政绩和百姓对河南看法改变的价值那可能确实是无比的大 《只有河南》大部分主线都在讲1942年饥荒的事,建议先看看相关的书籍,比如《1942饥饿中国》、《1942河南大饥荒》和《人相食的年代-中国的大饥荒》,最后一本参考价值也蛮高的,台湾出版的,只不过讲的主要为1960左右的饥荒 我看了火车站剧场和李家村剧场,小剧场有老库房,天子驾六遗址,候车大厅,覆斗书场,张家大院,觉得都蛮不错,起码体验感是十分之好的,关于踩雷的话,据说前生来世有点雷但我也没看成,而且红庙学校据说非常好但可惜当天没赶上 关于剧情等: 主剧场火车站剧场的剧情中,实在是把道德绑架发挥的淋漓尽致,但是吧我认为这才是当时真实的事,毕竟物质生活极其匮乏,但编剧也没办法真话只能说一半,还得绞尽脑汁把上层的矛盾给转移到群众里。李十一过度溺爱李十八最后李十八用自己的命换来了还不能吃的种子,这本身其实体现了李十八的大义凛然,但这符合人性吗?那么多村民前去要粮,大部分有点小权的站长会怎么做?最简单的当然是让手下死守阵地,毕竟明面上“丢一粒粮赔一颗头”,但同时私下偷摸拿走一些粮补给自家人吃,最后把锅甩掉或者用假粮以次充好糊弄过去。如果你认为以前的人淳朴真诚不会做这种事,那请先读书 李家村剧场是火车站剧场的延续,主要讲那些超过六十岁的老人为了给后代留下粮自己跑去山上冻死的事。十分感人,舞台效果十分好,十分催泪,但同时要铭记到底是谁逼死了这些老人,是上天吗?最后的麦田浪视觉效果极好,而且演员表演极震撼,最后在如沙堆般的麦子中来回打滚真的很震撼,建议坐在前排中央 候车大厅的表演是传送带式的,借助一些道具来讲述以前的故事,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剧场,尤其是我看到一百年前的那7位留洋的学子之时,心中无限感慨,“我等学子在此明誓,出国门,去西洋,学本事,待学成归来,定当报效国家”,当年的先进青年独自出国门学习新思想这对我来说是极其震撼的,可能因为读了一些百年前的历史,深知当年一切皆乱的环境下这有多么的不容易!而当我看到另一些人举着“解放思想”白纸黑字的布条时更是止不住流泪,我们的革命先驱们是多么的伟大啊!7人中有的人第二年就回来把长衫取走了,有的人再也没回来过。那7人留学在法兰西、美利坚、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莫斯科,我不太懂为何要用莫斯科而非苏维埃,而且也对这7人的具体指代也感到困惑,有人说这是国防七子的象征,时间上也能对得上,哈工大1920年开办,北理工1940,其余都在50年代,但我觉得似乎不太合理,因为不应仅限于国防层面,当时的新思潮是方方面面的“进步”,而且这也跟河南关系不大啊!我觉得有可能宽泛地指代当时的进步青年出国门的实情,也或可能指代了清末思想家搞出了戊戌变法梁启超的7位出国深造的子女(纯对数字敏感,但梁是广州人),当然这7位似乎没人去欧洲与莫斯科求学:他们都在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学习过,并成为了知名文学家、建筑学家、考古学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与火箭学家 天子驾六遗址剧场很小,是一个看天子墓地的人与穿越到当今的天子的故事,我对其内容没什么过多看法,但惊叹于守墓人的精湛演技,甚至在天子追逐他摔倒之时双脚都在快速颤抖,这种演技与投入让我敬佩 老库房一进场就来了段唱歌把我整懵了,后来才是话剧,虽然依旧是录音。主要讲了一百年前一个好像是车展的地方改造成了歌舞厅的故事,里面还穿插了1923年2月7日的二七大罢工(京汉铁路罢工,工人与军警冲突最后死了52人:二十年代贫富悬殊的问题,这种抗争精神是极其令人动容的,只可惜不能多说),抗日,男情女爱的事,表演还算OK就是唱歌和最后的蹦迪有点莫名其妙 覆斗书场是室外的,讲一个帅气的唱戏艺术家不愿做小白脸而自残之事,蛮不错的,就是室外有点冷 张家大院也是室外的,讲了六位老爷和一位少奶奶为抗日捐款之事,故事很精彩,但剧情绝对少讲了另一半实话,因为据史书记载与人性,在任何时候这些老爷们是不会心甘情愿捐巨款的,总得有好处才行 最后出门之时在入口处看了极其宏大的投影秀,先是清明上河图,后是万里江山图,非常震撼,但似乎站在下面观看比坐在台子上更好 Random: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天子,都对自己有着绝对控制权,得让自己的精神好好控制住躯壳,多在世上探索一番 ”有田才有麦,有国才有家“这句话在战乱年代是正确的,但在今天是不正确的。一个极其伟大的组织往往在初始阶段便能极速地达到高峰,随后用漫长的时间来将创始人们建下的宏伟山河给挥霍殆尽,这种稳定到极致的博弈结果的循环似乎无可打断,毕竟人性与寿命基本无法被彻底改变,苏维埃和我们就是最简单的例子 要我说,河南人在以前的这种所谓的舍小我保国家的做法只能归为无奈之举,官位不够而贪心无限,就只能将压力置于更下一层,层层加码后饿死百姓。可惜了那些死去的乡亲们,连郑成功最终都有收复台湾的美誉啊(当时南方厦门福建一带郑成功的爹郑芝龙为最大老爷,其被清朝君主福临(顺治)骗到北京并绑架后,郑成功多次北上进攻失败,没有办法了只能逃亡台湾并顺便赶走了本就没什么根基的荷兰,但最后却捞了个收复湾湾的美誉,造化弄人啊!详见荷兰史与英荷战争史)! 关于1942饥荒: 之后会发布读书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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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Plan

One Sentence for Goal: I will apply and prepare for French citizenship (or if not possible find a way to keep working visa valid for a long time) and HK visa, and find a job in an IB or fund or tech firm for operation / trading / cloud architect etc. role French citizensh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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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5, 2023 – Reading: The Piano King Franz Liszt

First of All Chopin (Poland): 1810-1849 Liszt (Hungary): 1811-1886 Paganini (Niccolò Paganini): 1782-1840 Beethoven (Germany): 1770-1827 Schubert (Austria): 1797-1828 Czerny (Germany): 1791-1857 (a student of Beethoven, started teaching at the age of 15) Tchaikovsky (Russia): 1840-1893 (heard Liszt perform in Weimar during Liszt’s later years) Bartók Béla (Hungary): 1881-1945 (composer, a great figure in 20th-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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