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enning Li

In 1933, when the Nazis took power in Germany as an elected government, ordinary German citizens still had high hopes for the Nazis in the early days, believing the Nazis could lead Germany out of the shadow of World War I. Indeed, the early Nazis did seem to fulfil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German people. […]

(Before all: I have deleted a lot of English translated sentences as it’s so hard to translate those that can only be meaningful in Chinese) Random Thoughts The English title of the film is: "Let the Bullets Fly" "Let the Bullets Fly" is adapted from Ma Shitu’s "The Story of a Corrupt Official": http://m.wzbj1616.com/script_read/743/read. Jiang

Firstly, the conclusions, mainly for two reasons: Historical reasons: British colonizers disrupted Myanmar’s once smooth state-building. Resource/Dictatorial reasons: Myanmar’s leaders, headed by Than Shwe, have heavily exploited natural resources to enrich themselves and strengthen brainwashing and totalitarian rule. The recent movie "No More Bets" is gaining popularity; it is about a fraud syndicate in northern

首先说结论，主要有两个原因： 历史原因：英国殖民者打断了缅甸曾经“顺利”的国家建构 资源/独裁原因：以丹瑞等为首的缅甸领导人依靠着地理等资源大肆敛财与极权统治 最近电影孤注一掷比较火，是讲缅甸北部诈骗集团的，我一个在HK工作的很好的朋友之前打算去泰国玩，她跟我讲怕自己被绑架到缅甸，我其实觉得吧确实是有可能的，不仅仅是因为她太漂亮了，更是因为在全球经济不好的背景下，在资源丰富的独裁国家圈子里，在犯罪成本如此之低的环境中，如果我是泰国一些街头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混混，我一定会看准时机实施绑架，至于我会不会被抓会不会被处死，那不是我能决定的了的，毕竟，生在缅甸泰国老挝这种纯独裁国家，一切事物都不是我能决定甚至影响的。但毕竟泰国旅游区是南部，当地的老大哥也不会主动的砸自己赚钱的路子，所以一般来讲别运气太差、别在大街上过于引人注意的话就不会出事，我上一次去泰国是在2018年夏天，当时感觉那里经济蒸蒸日上，街头也没什么混混大家都在拼命赚钱，倒是有几个飞车贼但没抢我和同行朋友的东西 先说几个有的没的结论、数据和事件： 资源越丰富的国家独裁统治越严重，贫富差距越大，统治者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越不会主动“积极地”实施救援（南亚不差出生率，且死人越多援助越多）且拒绝外国直接援助（除非经手自己腰包，例子多如牛毛，缅甸地震，汶川地震，covid，美国借巴基斯坦打击塔利班，海地地震等等） 在独裁者的统治下，底层一般不产生叛乱（现代社会在东南亚这种农业还不错的地方，在非战争时期几乎不会存在拼尽全力还被饿死的情况，底层活下去是不难的，不需要像朱元璋那样实在走投无路不反就饿死的境地），反政府集会或区域组织一般由中产或中低层人民牵头，借助天灾或人祸来拉拢成员壮大势力 CPI指数不仅指消费者价格指数，还指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缅甸的CPI指数是23（排名157），老挝是31（排名126），泰国是36（排名101）。相比而言，中国是45（排名65），自己体会这几个云南省周边的国家吧 军政府独裁制度是最成功的独裁制度，而缅甸的军政府靠着资源更加肆无忌惮 在2021年2月1日凌晨，缅甸国防军推翻在2020年缅甸议会选举中赢得选举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政变以缅甸国防军成功推翻全国民主联盟政权而告一段落。政变发生的数小时后，缅甸国防军表示权力已移交给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同时拘捕了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总统温敏，中央政府内阁成员和14个省邦领导人。随后，缅甸全国爆发了反对军事政变的示威，要求释放被捕领导人及承认选举结果，而缅甸军方及警察则对示威者采取直接枪杀等手段镇压示威活动（有没有想到六四和伊比利亚的事情？记住，暴力镇压真的很常见）。截至2023年9月1日，共有4029人因此次军事政变遭到军警杀害，其中包括上百名年龄小于18岁的未成年人 首先，金三角很好认，大概就是这个区域，反正附近的治安和毒品传播也好不到哪去： 其实中国舆论认为缅甸的诈骗很猖獗的主要原因是，相对于我们数字化程度极高的国家来说，他们确实骗子确实有点多而已，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对于一个人均收入只有1210美元的国家来说（相比而言，中国为人均1.24万美元 – 不要扯什么自己被平均了还是怎样，这个数据很有说服力，因为缅甸这种国家的贫富差距是中国永远也赶不上的）诈骗、或强迫别人诈骗、或让诈骗集团的老板进驻自己的地区是一个能赚钱且没什么成本的工作，就像在我国之前盛行的卖各种游戏账号、外挂、甚至给别人付费连夜排队买火车票一般，在很多外国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 缅甸这个国家存在感并不强，知名度不如泰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不如柬埔寨。但事实上，缅甸国土面积是是东南亚第二大国家，仅次于印度尼西亚，而且还有5400多万人口（作为对比，法国人口为6700万左右），还盛产矿产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缅甸的地理也位置十分特殊，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毫无疑问，这也加强了它在国际关系中的战略地位，对于独裁的领导人来说，这种条件说明其在天灾之时可收的国际援助更加丰富。但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对它却是十分陌生，就是一些固有的标签，东部有一个三不管地带“金三角”，毒品泛滥、暴力横行，还有个女的叫昂山素季，也不知道干了什么，反正混了个诺贝尔和平奖，而且在监狱里几进几出，再就是今天相当猖獗的犯罪集团。所有的这些印象，都在说明缅甸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字：乱，而且在资源诅咒的情况下，独裁者压根没有动力去把自己和自己制胜联盟的蛋糕分一部分用于治理：因为压根没有必要管底层人的死活 为什么会这样？乱的直接原因是：缅甸是一个由军政府领导的多民族国家，整体上看，缅甸有八大族群，分别是缅族、掸族、克伦族、孟族、若开族、克钦族、钦族和克耶族。缅族人口最多，大概有4000万，然后是掸族，人口500多万，其他那些就比较小了，基本不超过250万。这些还不算完，每个民族中还分出很多支系，缅甸政府也搞不清楚，官方说法是135个民族。这些民族之间那是一通乱战，从1948年独立开始到今天，就没有一刻消停过，所以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内战：“日常化的战斗”哈哈哈 多民族国家那么多，又是什么导致了缅甸的乱？首先，把主要罪责推给帝国主义肯定是没有错的（我是认真的，因为无论怎么看，以前的“侵略行为”都间接地导致了目前的乱，虽然资源丰富的独裁国家没有一个是不乱的，但人英国侵略过，也做了一些傻事，也算间接导致吧）。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前，统治缅甸的是缅族人的“贡榜王朝”，贡榜王朝还是有一些想法的，而且实力确实比较强（起码比大清强）。贡榜王朝一直都在做一件事：促进缅甸各民族的融合与统一（当然，这并没什么错，抛开信仰，统一对百姓和领导联盟都有好处）。当然，方式比较粗暴，就是对那些弱小民族进行武力讨伐，主要就是克钦族、钦族、若开族和克伦族，而这几个民族确实比较弱，甚至19世纪时候还没有自己的文字。贡榜王朝想得很好，我先把这几个小的给征服了，把它们给同化成缅族，然后我的实力就壮大了，就可以继续搞掸族、孟族和克耶族了 但是就在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英国人来了。从1824年到1885年，英国人足足用了60年时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彻底消灭了贡榜王朝，进而吞并了整个缅甸。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英国人不是单打独斗，它在缅甸本土是有帮手的，帮手就是那几个弱小民族，特别是克伦族，它们第一时间就成为了英国人的打手（找当地人做领路人是最好的侵略手段，伊拉克战争，埃及以色列等）。拿下缅甸之后，英国人就开始搞事情了，按照传统套路，英国人统治一个殖民地，都会在本地找一个代理人，问题是找谁合适呢？如果是找缅族人，英国人肯定不放心，因为英国拿下缅甸，那是实打实的惨胜，缅族人根本不服（换句话说，就是找一个当地实力强劲但永远忠诚于己的制胜联盟）。可如果是找其他民族，它们的力量又太过弱小，难堪大任，根本摁不住缅族人。最后英国人想到一个好办法，让印度人做代理人，所以缅甸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殖民地，反倒被纳入英属印度，成为了印度的一个省份，成为了殖民地的殖民地，缅甸境内的各种官员和警察，大部分都是印度人。另外还有少数的英国人（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就被派到缅甸当过警察） 结果可想而知，经济、社会、宗教方方面面，缅族人和印度人是冲突不断，当时缅甸就流行一句话：当你遇见一个印度人和一条眼镜蛇时，先杀死印度人。但是即便如此，英国人还是对缅族人不放心，所以在统治期间，还要不断地打压缅族人，比如说缅族人就不能加入英缅军队，英缅军队的士兵基本上全是那些少数民族，也有很多人跻身军事贵族。但是在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山区地带，英国人还是采用了传统的本地代理人模式，只要少数民族的土司尊重和服从英国人的命令，那他们就可以保持自治（因为山区很多，其实这种情况很普遍，但双方都知道这些地区并不关键，所以也都不会怎么上心） 反正就是一句话，压制缅族，抬高其他少数民族，使其成为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助力、军队的骨干和富有的资产阶级，整体地位甚至高过了缅族人。同时在英国的影响下，很多少数民族还选择了信奉基督教，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并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认同感，所以可以说，缅甸今天那些乱七八糟的民族，英国一定程度上是要负责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缅族人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他们的独裁领导人就喊出了一个口号：把缅甸还给缅族；缅甸是缅族人的缅甸。然后缅族人就对其他少数民族践行民族沙文主义。其实这个时候的缅甸，少数民族虽然被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但是和缅族相比，还是无法抗衡，大家都是赤手空拳，一命对一命，如果缅族就是要干它们，它们也确实没有办法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缅甸也兴起了民族独立运动，其中的领袖就是作为缅族人的昂山和巴莫，这个昂山就是昂山素季她爸。昂山和巴莫的目标当然是反抗英国殖民者，所以一开始，他们想把中国作为合作伙伴，于是昂山就从台湾出发前往厦门，结果在半路，昂山被日本特务挟持了，也不知道日本人怎么做的工作，反正到最后，昂山选择和日本人合作，并于1941年成立了“缅甸独立军”。1942年1月份，日军带着缅甸独立军开始进攻缅甸，一句话总结就是：英国人一看这是来势汹汹，还是赶紧跑吧，为了制造混乱，在撤退前特意留下了大批的军火给那些少数民族。手里有枪，还受到英军的蛊惑去对抗日本人，缅甸独立军看到少数民族就一万个不爽，那我就打着反抗殖民统治的旗号，弄死你们。而在少数民族这一边，它们认为缅甸独立军那就是妥妥的“缅奸”，所以也打着抗日的旗号，要弄死缅族人，双方的理由都很硬啊，再加上英国殖民期间，缅族和其他民族的矛盾，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也由此结下了血海深仇，为后来的内战埋下了伏笔 在战争初期，独立军和日军处于优势，所以很快，日本就扶持巴莫，在缅甸搞了一个傀儡政府，傀儡政府也是政府，手上还是有一些权力的。于是巴莫就开始推行缅族主义政策，试图在缅甸打造一种文化、一个民族，把其他民族消灭殆尽。但是随着二战的进程，日本渐渐地就萎了，1945年3月日本不行的时候，昂山二话不说，直接率领他麾下的独立军倒戈反正，改成和盟国合作。几个月后日本就投降了，虽然昂山当初是日本人那一伙的，但是作为缅甸境内唯一有号召力的人物，英国也没有办法，只能接受昂山作为谈判对象，最后在1947年，英缅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英国许诺，让缅甸在1948年实现独立 有一说一，昂山还是很有远见的，它很清楚，缅甸的民族问题就是一个炸弹，必须解除这个炸弹，否则缅甸（或者自己的独裁统治）就没有未来（本质是因为管理成本过高，联盟的核心成员因为互相之间的矛盾而不好收买，且每个核心成员镇压其下属的“派系林立”的人成本也蛮高的）。所以从英国回去之后，它马上就邀请各个少数民族的领袖开大会，劝说它们不要闹独立，还承诺缅甸要搞联邦制，少数民族地区会享有充分的自治权。于是各位领袖就在1947年2月份签了一个《彬龙协议》，缅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算是握手言和了，同时各个少数民族的军队也和缅甸独立军进行了合并。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对少数民族妥协了，仅仅五个月之后，昂山就被刺杀了，凶手叫吴素，也是一个缅族政治领袖（这就是组织数量极多且山区极多难以管理的缺点了…）。缅甸就这样失去了其最有能力、可能也是唯一一位可以平衡国内各方势力的政治人物 昂山死后，缅甸按照它的规划，也确实走上了联邦的道路，但是很遗憾，它的继任者，不论是吴努还是吴奈温，都是纯粹的缅族主义者，它们根本不把少数民族当回事。其实客观地讲，昂山也是一位缅族主义者，比如说它就一直否认孟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归根结底，昂山也和吴努、吴奈温一样，目标是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是，昂山更加务实，独裁之道和经济业务能力更加熟练一些，可其他人没有那个水平，不管是搞文化同化，还是采取强硬的武力同化，都是明着来，不断地激化缅甸的民族矛盾，然后爆发战争，一打就是70多年 所以缅甸乱的历史原因在于两点： 一是英国殖民者武力打断了缅甸曾经顺利的国家建构 二是在二战之后，缅甸的领导人都无视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一门心思就想构建一个单一民族和单一文化的国家，盲目地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严重低估人类文化和精神/家族信仰对其所作所为的影响（确实有很多现代理论认为或会基于如此的假设：理性的人只会从纯粹以自身角度出发与各方的博弈结果中选取最佳解法。但作为一个几乎人人拥有信仰的国家领导人，不应该忽略反叛者非理性行为的规模） 我还想写写关于丹瑞和其执政时期（1992到2011年任国家元首、军队总司令 （与习一样）、总理、发展委员会主席等等）的事，毕竟电信诈骗这玩意是2010年左右才广泛传播的新事物 前面说了，缅甸1948年独立后几乎都在内战，而其领导人基本都是军政府（中间断过一段时间），当然独裁统治的一个成本是领导人要面对数量众多的反叛活动，而独裁领导人要依靠国家最能赚钱的行业来把钱塞入领导人和其制胜联盟成员的口袋中。在资源如此丰富的缅甸，丹瑞军政府想尽办法让缅甸人民保持贫穷、孤立和无知（因为他和联盟并不需要依靠人民来赚钱），没有新闻自由、不允许人民聚集属于常规操作，且极少外国人能获准入境（就算有，警察也会全程监视，与朝鲜没什么区别）——当然，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协同组织反抗政府变得非常困难 插个趣事（摘自《独裁者手册》）：十五年前左右的数据显示，缅甸每年出口140万到160万立方米的硬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价值昂贵的柚木，据估计每年因此创汇3.45亿美元。用“据估计”是因为无法掌握确切的数据。 2001年，中国的报告显示从缅甸进口了51.4万立方米硬木，但缅甸方面对应的出口数据只有3240立方米。未被记录在案的硬木出口所带来的收入大概都进了将军们的口袋，而不是用于提高人民福利。但要我说哈，还就是缅甸能做出这种事，因为纯粹的独裁统治者不需要伪装，直接光明正大的捞钱就行，但在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同样也是独裁盛行的国家这可是大忌：领导人务必要找到一个隐秘的方法来把自己和联盟的利润藏起来（突然想到一个词，看过电影的应该懂：put your money under the carpet哈哈哈） 缅甸很穷，丹瑞很富，他很幸运，因为他不用依赖人民的劳动，因此可以无情地进行镇压，这同时也意味着缅甸人民虽然境况悲惨，但却不容易造反： 如果他们这么做，丹瑞有足够资源收买军队的忠诚，确保自己掌权 在饿不死的情况下，没那么多人会选择造反 举个丹瑞镇压的例子： 2007年2月发生了较大的抗议活动，然后在8月19日，大约500名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油价上涨，活动领导者是一些参加过1988年抗议行动的学生领袖（有没有感觉很像六四？）。这次示威活动持续了许多天。随着军队展开大范围抓捕行动，示威人数降到了百人以内，但到了9月，随着数百名佛教僧侣加入示威游行，活动再次升级，军队对僧侣大打出手，两名僧人被绑在一根灯柱上遭到毒打，报道称其中一人甚至被打死。佛教僧侣在缅甸很受尊敬，然后僧人遭到的暴力对待引发了更进一步的示威抗议活动（这个时候可能确实会出现吃不饱饭快死了的情况，所以一些“失败的朱元璋”们出现了）各地僧侣团体纷纷展开游行，抗议活动日益升级。人们开始谈论“藏红色革命”，藏红色是僧袍的颜色 从9月25日开始，政府下令对示威群众展开武力镇压，军警一开始使用橡胶子弹，随后就动用真枪实弹，军方还搜捕寺庙，将不少僧人连夜抓走，其余僧人被驱赶回乡下，防止他们聚集。三天之后，示威活动完全平息。尽管缅甸政府动用武力最终击溃了所有反对者，但代价高昂。政府曾一度担心军队可能不愿袭击寺庙，虽然最终军队还是动手了，但无疑政府要耗掉很多资源来收买这样的忠诚 丹瑞采取的行动虽然残暴无情，却代表上佳的独裁政治，他延续了自己的统治：做一个领导人比做一个好人重要。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在2019年，军政府专门出台了新的《赌博法》，允许外国人在缅甸合法注册经营赌场，进一步加速了缅北地区网络赌博的发展（当然要私下交一些过路费了） 所以，现在的缅甸人民整体的生活是相当的悲惨，在这里，政府阻止人民协调沟通，他们的生活被孤立，也缺乏生产积极性，但在镇压结束后，靠着广泛的农业，饿死的概率其实还是很低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人收入如此之低，甚至以物换物盛行。此时突然从中国来了一些有钱的“资本家”，开出了极好的工资收买缅甸懂中文的百姓或直接从境内哄骗心智不成熟的成年人到缅北搞诈骗，你说，世界上还有哪个交通巨不发达、犯罪杀人毫无法律（坐牢）成本（当然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收买成本）、政府官员和公安可轻易收买、地皮租金也并不贵的好地方可供压榨中国百姓的呢？ 菲律宾？非洲国家？南美？得了吧，任何远离中国大陆的国家其实都不适合做这种强迫式劳动的业务，因为对于老板们来讲，需要打通的关系和收买的人有点太多了，不值当 越南？还别说，越南乍一看倒还真有可能，但想一下就会觉得难度较大： 首先，建立这种恐怖组织的老板们得在当地有靠得住的线人才行，毕竟越南的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达到了42，排名71，与中国同一水平 其次，资源收入没有泰国和缅甸占比那么高，所以越南更加的“以人为本” 北部河内附近的交通更是发达（我年底回国的飞机就会在河内转一次）

1933年，纳粹执掌德国政权，作为一个民选政府，在上台初期，普通德国民众还是对纳粹报以很高的期望，他们相信纳粹可以带领德国走出一战的阴霾。事实证明，早期的纳粹确实符合德国人的期望，德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失业率不断下降，在经历了深重的不安全感和沮丧之后，德国人重拾信心。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人虽然也讲笑话，但讲笑话的目的并不是政治反抗，只是调侃纳粹政权某些滑稽可笑的现象，还有一些人们不太习惯的日常行为，像是希特勒敬礼就经常被德国人拿来调侃，这种行为当然不会对德国人的生存和生活构成任何威胁，他们只是觉得古怪、做作、不自然，或者就是单纯的“好玩儿”。 说图勒斯和夏尔穿过一个养牛场，图勒斯踩到了一堆牛粪，差点摔倒。等他回过神来马上举起右手大声说：希特勒万岁！夏尔对他说：你疯了吗？你在干什么？这里没有人在看。图勒斯说：这是规定，你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必须说“希特勒万岁”。 一个醉汉走在路上，遇到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小贩喊道：Heil Kräuter。（这里的Kräuter是德语草药的意思，Heil可以看作是叫卖的口号，用来提醒人们注意的，巧合的是，Heil也被用作纳粹党的口号，表示“万岁”或“敬礼”，所以那个著名的希特勒敬礼就是右手向前伸展到和眉梢齐平，再配上Heil Hitler的口号）醉汉听到小贩喊Heil Kräuter之后，喃喃自语道：我们一定是有新政府了！ 说希特勒访问一个疯人院，所有人的病人都向他行希特勒礼。希特勒看见有一个人没有举手行礼，就问：你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行礼？那人回答道：报告元首，我是医院工作人员，不是疯子。 除了调侃这样的日常行为之外，纳粹领导人的外貌和嗜好，也成了很多人取笑的靶子。在这其中，宣传部长保罗·戈培尔和“盖世太保”的创始人、普鲁士邦总理赫尔曼·戈林，就是笑话的常客。这两个人的工作不仅不招人待见，本人也确实有很多好笑的地方。戈培尔个子矮小，据说只有一米六，作为纳粹的宣传负责人，你也能想到，说起话来那是装腔作势、谎话连篇。戈林的特点是很胖，要说希特勒也确实“知人善任”，戈林自尊心比较强、神经敏感，而且十分爱慕虚荣，那领导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再合适不过了。 话说戈培尔有自卑倾向，他就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你每天站在镜子前，不断地对自己说“我重要我重要，世界难不了我”，这样就可以治愈你的毛病了。但戈培尔对医生说：你这法子不好用，我对自己说的话一个字都不相信。 戈林有一次在柏林散步，见到一群孩子在用泥巴和马粪塑人像。戈林问：小朋友啊，这都是谁的塑像啊？孩子答道：这是元首希特勒和戈培尔博士的塑像。戈林说：要不要也塑一个戈林的像呢？孩子回答：不行，没有那么大的一堆马粪。 这就是纳粹统治早期，典型的德国笑话，可以发现，笑话的对象虽然是纳粹颁行的规定，以至于纳粹高层，但这些笑话其实并不具有政治的色彩，它们不过是一些语言的把戏，目的就是逗乐，仅此而已。不过除了这些温和的笑话之外，德国人当然也有属于自己的政治笑话。作为一个专制政府，纳粹党的种种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凌驾于法律之上，当然还有普遍的腐败和暴力，最著名的暴力事件就是1933年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柏林国会大厦被纳粹党付之一炬，借以打击当时的反对党。 说一个厨子正准备煎土豆，但他没有油，于是他就不停地在锅灶上挥舞万字旗，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在万字旗下，许多人都肥得流油。 一位纳粹高官到瑞士访问，看到一栋公共建筑，问这栋楼是干什么用的？接待人员说：这是我们的海军部。这位纳粹官员就笑了：你们瑞士都没有海，全国只有两三条船，要什么海军部呢？瑞士人答道：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海军部？德国不也有司法部吗？ 1933年2月27日傍晚，戈林的助手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戈林的办公室大叫道：报告戈林总理，不好了，国会着火啦！戈林看了看钟，摇摇头说：这么快就着火啦？ 问：正规军和党卫军的区别是什么？ 答：正规军说，预备，开火！党卫军说：预备，放火！ 由此可见，当时的德国人很清楚是谁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只是很无奈，德国法律无权制裁执政党，那么德国人就只能通过讲笑话来进行温和的讽刺。以上这些笑话的靶子，都是纳粹国家机器的违法活动，政治色彩比较鲜明，也有着比较明显的政治批判。还有一些笑话针对的是民生艰难，由于民生问题是纳粹政策所造成的，所以这些笑话也属于政治笑话。 天主教徒说：每天早晚都要祷告pray。 纳粹党人说：每天早晚都要交税pay。 四年计划要求，木材要有更重要的用途。那么德国人用什么取暖呢？答案是，用希特勒头脑里的蜘蛛网新型布料做衣服。网是戈培尔吹出来的，线是德国人的耐心纺成的。 有一个人要自杀，先使用绳子上吊，无奈绳子质量太差，一秒钟就断了。他又把头伸进煤气烤箱里，但是从下午2点到5点都没有等到煤气供应。于是他只好靠粮食定量过日子，最后饿死了。 这些笑话事关民生，确实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借助这些笑话，德国人对纳粹政府的政策进行了批判，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笑话并不是针对纳粹统治本身，在德国，纳粹的统治仍然受到认可。原因就在于，1939年战争一开始，德国的扩张非常顺利，不论是闪击波兰，还是征服法国，几乎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这也让德国人充满了自豪感，一战失利的耻辱被彻底扫清。所以虽然对生活偶有不满，但是德国人还是愿意承受着生活上的负担，来支持德军的不断扩张，此时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纳粹的战争罪行。由此也可见，纳粹的极权统治和罪恶行径，其实是在德国人的容忍、顺从，以至于协助下进行的。 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军渐渐地从攻势转为守势，前线接连传来战败的消息，于是德国人的信心开始动摇，特别是在1944年5月，希特勒发动了丧心病狂的“人民攻势”，把青年团的孩子们和不符合条件的60岁以上老人召入军队，经过简单的训练便送去前线，可想而知，面对装备精良、士气正盛的盟军，这群人完全是去送命。与此同时，德国境内的一切物资供应几乎不存在了，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换来的却是死亡和失败，既然如此，德国人的笑话就越发地不客气起来。 希特勒站在英吉利海峡，面对久攻不下的英国，他感慨道：进攻英国为什么就这么难？这个时候犹太先知摩西突然出现在他身边说：如果你没有这么残害我的人民，我本可以告诉你我把红海变成通途的诀窍。看到摩西不愿意告诉自己，希特勒就命令他的卫兵抓住摩西严刑拷打，逼他说出诀窍。摩西不堪酷刑，终于说道：我只是用了上帝送给我的手杖，海水就会分开成为道路。希特勒吼道：那么你的手杖呢？摩西说：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希特勒与戈林、戈培尔和食品部长培克开会，希特勒问戈林：我们的飞机和燃料还能维持多久？戈林答道：报告元首，五年。希特勒问戈培尔：你的宣传还能让人民忍受多久？戈培尔回答：报告元首，十年。希特勒又问培克：粮食供应还能维持多久？报告元首，足够吃上二十年。希特勒很高兴，他说：那么战争还能进行得更久一些。这时培克举起手忐忑不安地对希特勒说：报告元首，我的意思是够我们四个人的。 这样的笑话攻击力就很强了，所以到了战争后期，纳粹党对笑话的管制就越来越严格，特别是在德军节节败退时，政治笑话更是成为了严重的罪行。自然的，德国人说话也变得越来越小心，对陌生人根本不敢轻易开口。当然这种管制本身，也成了笑话的靶子。 说一个人去看牙医，牙医说：请张嘴。 看病的人说：不行，我不认识你。 好了，以上这些就是我能搜集到的纳粹时期的德国笑话。很明显，不论是笑话的数量还是笑话的质量，德国笑话都远不如苏联笑话。那问题就来了，同样都是极权政治，为什么会呈现这种差别？这自然和德国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德国人比较严肃，并不以幽默见长，有句话就这样讲：世界上篇幅最小的书是《英国烹调》和《500年德国幽默》。还有人说，纳粹统治的时间很短，只有12年，远不及苏联的72年。但我个人认为，这两点并不是主要原因，比如说时间问题，苏联72年时间，针对苏联政府的原创笑话多达1500则，哪怕是六分之一，德国也应该有250则笑话。但有人经过搜集和整理发现，从1933年到1945年间，普通德国人真正原创的德国笑话只有100则。 我的观点是，苏德两国笑话的差异，更大程度上，还是历史进程没有给德国人创造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压迫关系”。其实客观地讲，当时很多德国人都很清楚纳粹统治的黑暗面，他们对纳粹的种种政策和规定也很不满，对一些党内高官一方面个人生活奢侈、另一方面鼓吹人民节约，更是有所抱怨。但是所有这些不满和抱怨，针对的并不是纳粹统治本身，只是纳粹党的个别人物和个别行为。老话讲就是：德国人认为，纳粹政府主流是好的，大方向包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也是对的。至于德国人面对的一些问题，那也是工作的方式方法有待改进，以及小部分腐败分子和蛀虫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在纳粹政府的极权统治下，普通德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被压迫者。 另一方面，纳粹虽然有着明确的法律条文，禁止危害国家安全和抹黑政府形象的言论，但是执行起来并不严厉。也就是到了战争后期，当德国败局已定时，才开始对公开取笑纳粹政府的人，采取严厉的惩罚手段，但是判死刑的例子还是相当少的。总而言之在纳粹德国，说笑话并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就没有了说笑话的动力。专门研究德国笑话的历史学家鲁道夫·赫尔佐格就说：纳粹时期普通德国人的笑话，与其说是代表了社会良心和个人勇气，不如说是代替了社会良心和个人勇气。赫尔佐格的言外之意就是，德国人不是通过讲笑话进行政治反抗，事实上，他们就没打算进行反抗，或许在德国人看来，纳粹的侵略行径和暴行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这就是纳粹德国和苏联最大的不同。二者都是压迫性的制度，但在这两个制度中，具有自觉意识的被压迫者并不相同，在纳粹德国，认为自己被压迫的是犹太人，不是普通德国人，而在苏联，他们则是许许多多普通的苏联人。政治笑话研究者学者本·路易斯就曾这样说：虽然纳粹的极权压迫和苏联一样残暴，但相比于苏联人，普通德国人更认同他们国家里的统治意识形态，纳粹统治者的残暴主要是针对犹太人，而苏联统治者的残暴针对的却是普通苏联人，不同的压迫关系造成了这两个社会中政治笑话的重要差别。甚至有人认为，纳粹统治时期，普通德国人的笑话根本算不得讽刺，它们只能算是“玩笑”，玩笑和讽刺有着根本区别，玩笑是发生在朋友之间，而讽刺则发生在对立的冲突关系中。所以这些普通德国人的“玩笑”，并不能代表任何反抗纳粹统治的良心和勇气。 于是我们就看到，苏联笑话涉及到了苏联制度的方方面面，但是德国笑话却是在回避这些方面，比如说和苏联一样，纳粹非常喜欢搞群众集会，也很喜欢通过一些或是怪异或是荒唐的崇拜仪式，打造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疯狂崇拜，但是对这些现象，德国笑话都没有涉及。虽然确有一些笑话直接针对纳粹高官的个人缺点和人性弱点，但说实话，这些缺点和弱点，普通人也有，只是因为出现在领导人身上，才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这些笑话就属于政治笑话。比如说关于戈林的笑话，基本上全是嘲笑他的肥胖和虚荣，但却没有笑话直接揭示他的残暴。更神奇的是，针对希特勒本人的笑话，更是没有发现。哪怕到了战争后期，纳粹和希特勒把那么多老弱病残送上战场，哪怕德国人为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大部分普通德国人也不太仇恨和反对纳粹。所以很多史学家都认为，大多数德国人其实是同情和支持纳粹的，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纳粹时期的德国人并不是不讲笑话，他们也讲了很多有趣的笑话，但这些笑话大多都是嘲笑犹太人悲惨处境的。 问：有多少种不同的犹太人？ 答：两种。乐观派和悲观派。所有的悲观派都流亡了，所有的乐观派都进了集中营。 在非洲刚果的热带雨林里，两个犹太人莱维和威斯坦偶然相遇了。莱维问威斯坦：你来这里干什么？威斯坦说：我在这里有一个象牙工厂，为了降低成本，我自己捕猎大象，那你又在这里做什么呢？莱维说：跟你差不多，我在这里有一家鳄鱼皮革厂，我是来捕猎鳄鱼的。那你知道我们的朋友赛蒙的近况吗？威斯坦说：他才是真正的冒险家，他还在柏林呢。 犹太人雅克布走过公园时，看见朋友查尔摩坐在长椅上看报纸，他看的是反犹太的周报《冲锋队员》。雅克布说：查尔摩，你怎么看这个报纸？查尔摩说：现在日子难过，生意做不下去，走在街上也要挨打。但是这份报纸会让我好受一些，它说我们犹太人在钱里打滚，还统治着世界。 你看，德国人并不是没有幽默感，他们讲起犹太人的笑话，同样充满了创造力。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刚才的判断，不论是纳粹的统治时间还是德国人的性格，都不是纳粹时期德国不盛产政治笑话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普通德国人看待纳粹的眼光。其实战争一结束，就有德国人出版了一本反希特勒的笑话集，名叫《悄悄的笑话》，其中有一则笑话就这样讲：戈培尔、戈林和希特勒同乘一条船出海，海上起了风暴，船沉了。问：谁得救了？答：德国。表面上看，这则笑话确实充满了反希特勒和反纳粹的政治意味，但要注意，这里面有两个很隐蔽的潜台词，首先，杀死希特勒等人的并不是德国人民，而是外部的风暴，德国人本身并没有发动革命的意愿。其次，得到拯救的是德国人，而不是整个世界和全人类，进一步的，德国人所谓的“得救”是什么呢？或许并不是摆脱纳粹的极权统治，而是当纳粹覆亡之后，德国逃离了战争的苦海，但是战争本身并无过错。 赫尔佐格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本笑话集的出版，只是为了和纳粹划清界限，试图借此告诉世人，我们德国人在说笑话讽刺他们，我们一直是反对他们的。德国人把德国的罪行，简单地归结为希特勒等人的个人行为，但却不愿意承认，正是自己的漠不关心和一味纵容，以至于顺从合作，才使德国一步步走向深渊，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纳粹时期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所以，所谓的德国政治笑话，虽然也包含了一些对现实的不满、怨愤甚至是愤怒，但它们的反抗意愿和现实作用，是无法和苏联笑话相提并论的。 历史已经远去，今天，当德国人重新回看纳粹的宣传片时，他们看到的不只是纳粹的邪恶和狰狞，更有它的荒唐可笑。德国人不禁自问，为什么整整一代人就在这样一个、留着一撇滑稽胡子的、大嗓门暴君的召唤下，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难道德国人是中了某种魔咒？抑或是被希特勒催眠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在纳粹强大的宣传机器下，希特勒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纳粹的行为也被赋予了不容否定、难以拒绝的绝对的正当性，而在光环掩盖下的邪恶和可笑，却被德国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美国的报纸上刊登地球是方的都有五分之一的人信，更何况是洗脑大师希特勒呢

—– 前言—– 清迈白马，本名陈鹏， 2014年天涯神贴 《看图说话 从开发商的角度 闲聊神州房市走势与“鬼城”的产生》就出自其手，该贴有上千万的点击量，吸引了大量粉丝。但是后来开始走上了集资清迈买房的套路，直至最终卷款跑路，粉丝损失总计2000W左右，2018年他在四川以诈骗罪被抓入狱，剩下一地鸡毛，令人唏嘘不已。虽然事实证明了 这只是一个骗局，然而这个骗局为什么可以骗到这么多人，着实发人深省。 该贴以当今社会大多数人的痛点-房价为切入点，迎合了底层民众没钱又想买房子的心理，所谓投其所好是也。诚然，不谈其人所作所为，光看帖子内容，还是值得借鉴的，该贴分析鞭辟入里，文笔诙谐， 确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故而整理在此，时刻警醒:很多道理光讲是没用的，还要看现实条件与历史进程，很多人不能只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一旦谈钱，慎之慎之！ 01.【开发商】 楼主以前写过，神州由于土地制度全球独树一帜，所以“开发商”这个称号也显得无比高大上。其实在外面走邪路的国度，开发商不过是个很普通的工作而已。外面走邪路，土地私有化，你有钱，去买下一块土地，自己修好房屋，只要有人喜欢有人买，你把它卖出去，你就属于一个“开发商”了。当然在神州大地，就是那70年使用权的土地，劳动人民是个人无法自由“租”到来自己修房屋的，所以能修房屋的开发商当然高大上。人类要居家，就需要房屋，就像肚子饿，就需要吃饭；如果劳动人民个人无法自由买到粮食，那餐厅饭馆一下就高大上起来了，以前粮票时代，“国营饭店”的经理们，大多也就这般高大上。 前面说了，天下开发商，套路都一样；楼主在“开发商”阵营摸爬滚打一年多，招式也就基本明白了七七八八。开发商区别仅仅在于规模大小，财力厚薄，运作起来其实差不多。修房屋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含量的东西，所以在外面走邪路的国家中，开发商是很难跻身到财富的顶尖位置。不过神州不同，如万达，如恒大，再如对面香江的李大爷、郑二筒……一国两制也好，华人情结也好，后面大家慢慢闲聊。 镇楼当然只能先请神一样的李大爷出场 02.【香港】 聊神州地产，就不能脱离香港。前面楼主说神州土地制度独树一帜，其实发展到如今也不完全是“独树”，例如公民不能坐拥私有土地，香港也算一例。但是香港土地制度形成，那是“历史遗留问题”。想当年咱前清把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夷，包括到后来租借99年的新界，对象是英国政府，这样一来，民众自然没了土地；但是港民们又需要土地安身立命，怎么办，英国鬼子坏，就把从咱大清99年强租过来的土地，又以港英政府名义来租给香港遗民们，这就是土地“使用权”的由来。因为新界租期99年（也就是1997年到期），于是批租的土地也只到1997年，没办法，英夷就是死脑筋，讲“契约精神”，租期到了就归还；不像北边老毛子，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割了就割了，割完了还是咱神州的好朋友。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全港租借的土地又延期到2047年，估计是响应“50年不变”。 正由于当年港英政府时期，土地垄断在政府手里，所以催生出一大批地产富豪。因为香港民众要安居，个人是没有能力财力去买下政府规划的建筑土地，只有开发商才有能组织资金和实力去竞拍开发，这样一来，政府捂地惜拍，开发商坐地起价，大家盆满钵满愉快一家，就此造就香港楼市的畸形繁荣。但因香港在战后经济蓬勃发展，经济繁荣掩盖了楼市畸形；另外香港政府虽然垄断土地，不过绝不敢托市，所以一旦万恶的资本主义危机到来，楼价下砸个5成7成都是稀松平常，屡见不鲜。 再话说这厢北望神州，本来民国时期也是走的邪路，家家土地私有；后来东方红，鸡一叫，城里面公私合营，乡村里人民公社，万恶资本家和地主们的资产和土地，也就统统“国有”了。国有了，主人翁们也要居家过日子，于是学老毛子，修宿舍，城里上班的职工，按资排辈，分一套红砖筒子楼住房，按月工资里扣房租；乡下农民，按户划一块宅基地，至于用砖砌还是黄泥糊，那就自己本事了。后来改革春风到90年代，要拉动内需， 前几年彩电冰箱卫生纸，已经把主人翁的口袋搜刮了一遍（记得一月普通工人工资一两百人民币的时候，一台18吋彩电“国营商店”能倒卖到小两千块）再想搞，怎么办？就只能从主人翁稀缺的东西下手，那是什么？住房、教育、医疗…… 其它两个撇开不谈，单说住房。神州由于不走邪路，土地国有，环顾四周，连当年老毛子都没得学了，怎么办？？这时领导发现，对面香江，不也是政府批租土地嘛，套路一样，不如拿来主义。于是1990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出台，这就是住宅用地“70年使用权”的由来。 前面说了，香港虽然土地垄断早就畸形房市，但也得经历资本主义市场考验，崩盘跳楼，稀松平常。而且几十年经济繁荣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畸形楼市，等到发展受阻，就会开始恶果出现。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近看上去延绵不绝的满街雨伞，其实也是香港市民对政府和财阀们一种不满的强力表达。 电影《买凶拍人》剧照 香港楼市起伏的刻画 03.【牙签楼】 香港土地面积大约1100平方公里，人口700万，平均算下来每平方公里6500人，密度世界前茅。而即使这样，香港政府依然没有充分开发利用有限土地，而是捂地惜拍，以至于大量人口拥挤在港岛九龙等狭小地带。旺角每平方公里达到13万人，世界密度之冠，金钟区域（也就是最近雨伞比较多的地方）出现众多“牙签楼”，寸土寸金，所以楼只能向上耸立。 金钟“牙签楼”，一层一户，建筑面积60几平米，实用面积30几平米；售价1450万港纸，约合人民币30万一平米。楼主身为开发商，对“容积率”这个概念比较敏感，一般普通住宅，容积率达到3，差不多就是宜居极限，超过6，就已经会产生严重压抑感；而香港“牙签楼”，目测容积率不低于30，真是叹为观止。 04.【导火索】 聊到香港，很多觉得现在香港楼市价格高昂的同学，估计年龄都不大，其实早在16、7年以前，香港楼市价格就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你没看错，16年前。香港在2012年楼市均价在6260港元/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大约0.093平方米），而这个数字，刚刚赶上1997年楼市均价6208港元/平方英尺。 以1997年的经济，要撑起6、7万港纸一平米的房价，几乎毫无可能；前面又说了，港府虽然吃的是土地财政，但是绝不敢印钞托市，点解？港纸和美元挂钩，不是想印就能印。所以说起1997年，满满都是血泪。当年香港楼市暴跌60%，无数人倾家荡产，例如著名的B哥。 想当年神州还属于半闭关阶段，所以影响不大。要说完全没影响也不是，当年受香港炒楼以及崩盘影响，珠三角楼市也受到不小影响。广州98年同样遭遇楼价大跌，就楼主体会，直到2005年，好多楼价还没回到97年水平（当然后来4万亿强心针，啥都涨上去了）。 所以最近延绵不绝的“雨伞”，要说里面有没有阴-毛？肯定有。想来金钟旺角占街的同学们，肯定在当地没有物业。前面说了牙签楼30万一平米，寸土寸金。如今一闹，各种价值大受影响。这就是“雨伞”和“背后势力”的算盘，猛一点，可以逼港府让步，真普选，势必影响神州内地民情；慢一点，可以扰乱香港经济，导致高房价无力支撑，香港房价要是再如97年那样崩盘，绝逼从珠三角开始拉爆神州房价火药桶。“背后势力”用心之恶毒，无怪人民报环球报连篇雄文讨伐，恨不得亲自赤膊上阵。 港府港督，此刻也矛盾得紧。按理最好解决的办法，就是划块地盘，如广场或者公园，让“雨伞”们去坐去睡，不要堵经济要道。但是这样做，又有个麻烦，“雨伞”把持公园，就有了“非法集会”的法理支持，再想动武清场，就失去大义名分。这样势必陷入长期的持久战。神州政治，走的是正路，最怕这种长期持久的广-场-运-动，想当年霹雳手段出动拖-拉-机，无不出自这样的考虑。 所以港府目前只能在黄金要道和“雨伞”们对持，算下来经济成本颇高，而“背后势力”掐准了港府软肋，因此后援不断，就是不撤不移。在此下去，“雨伞”们搞出来的事件，是否会成为拉爆神州的导火索，师母已呆，师母已呆。 05.【挂钩】 说“联系汇率制度”，估计很多同学觉得陌生，就用简单的词“挂钩”好了。 什么是“挂钩”，港纸就是“挂钩”，“挂钩”什么，美元。这个是美帝大流氓宣布脱离“金本位”后，小国小地区没办法的一种货币制度。从何说起？以前货币流通，都是硬通货、贵金属，例如金本位，你要印刷钞票，银行就要有足够的黄金储备，一元票子兑换多少黄金，明码实价。要是“准备金”不够，花纸头印多了，就有货币贬值的巨大风险，这个可以参考当年“打老虎”时期（请同学们注意是当年）的法币和金圆券。 香港在前清时候，和朝廷一样，是银本位，一港元兑换多少多少白银；后来废除银本位了，先挂钩老东家英镑，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又挂钩美元。为什么要挂钩呢？美帝大流氓废除金本位，美元就靠国家信用支撑，但香港不行，地盘实力太小，自己银行印票子，人民群众不认。于是挂钩美元，以美元代替当年的白银成为货币发行准备金。香港的银行们（注意不是政府）要印票子，就要向政府管理部门缴纳相应数额的美元，1:7.8，雷打不动。当然银行要是自己印的票子后来回收回来了，也可以找政府按这个比例换回美元，这个就是“联系汇率制度”。 这样操作，相当于把货币风险甩给了大流氓，反正自己跟着美元走就好。 正因为香港自己不能随意印刷花纸头，房地产一旦泡沫破裂，是没有印钞机来救市的，银行们敢开印钞机，手里的美元不够兑换，那就连金融一起崩盘。所以港府对于楼市泡沫，只能硬着路，多硬？1997年到2003年，香港楼市暴跌超过75%，斩到膝盖。 这厢北望神州，走的正路，结局就大不同。“人仔”一无金本位，二不挂钩美帝，自己印票子自己负责。什么？屁民不认？那认识木仓否？神州印钞机是在央行手里，所以印多少，仰望一下星空就能决定。反正物价涨个几倍，人民群众也能勒紧裤腰带消化。例如30年前，老太婆去银行存款500元，那时相当于一年工薪阶层收入，存了30年，现在估计拿回来能有800来块，还不够一月生活费。 神州对内这样不错，但对外不行，你要拿自己印刷的人仔去买东西，洋人就不认了。对洋人，木仓又不好使，于是还得暗地里搞“挂钩”，“挂钩”啥，还是大流氓。只是这个“挂钩”，不是银行印钞给政府的准备金，而是政府给世界友人的定心丸：你们放心收人仔，拿到了都可以来换美元，能换多少？老爷们说了算。这个也就是“操纵汇率”。当然，不管怎么“操纵”，总之结果肯定要洋人们买账，那才行。 看到这里，有同学天真的问：那神州的美元，又不能自己印，从哪里来？想当年神州经济三驾马车，血汗工厂、污染企业、挖矿卖矿，赚的就是外汇储备。所以同学们不要怀念什么以前的蓝天白云，抱怨现在的漫天雾霾，那都是为神州印钞机做了巨大贡献。 所以在神州，屁民们是不能自由拿人仔去银行换美元的，限人限额，不然大家一挤兑，美元储备见底，就要出问题。神州要做的，就是要让绝大部分屁民相信，咱的人仔货真价实，再下去要成为“国际货币”，免得屁民们听风就是雨，纷纷挤兑美元，那就要坏菜。以前有人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字字珠玑。 楼主一个开发商，BALABALA说这么多关于花纸头的事，无非就是理清一下，土地财政和印钞机的关系。那么下面问题来了，香港雨伞们，“兴风作浪”，到底有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呢，下面一张图，同学们自己体会。 06.【问题来了】 前面说了，“因为香港自己不能随意印刷花纸头，房地产一旦泡沫破裂，是没有印钞机来救市的，银行们敢开印钞机，手里的美元不够兑换，那就连金融一起崩盘”。 下面换位思考，神州自己可以随意印刷花纸头的，如果房地产一旦泡沫破裂，可以N万亿的开动印钞机救市的，神州敢开印钞机，但是手里的美元还是有限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些印刷出来的花纸头一旦无法按6点几：1兑换到美元，结果会怎么样？？“高瞻远瞩”的老爷们有何办法？？ 07.【两桶水】 上次提了个问题，神州的红纸头，暗地里是“挂钩”大流氓的；但是神州一旦X瘾发作，红纸头止不住印刷太多，手里的绿纸头不够换，那老爷们怎么办？？ 全世界自从开始印刷纸头以来，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因为印张100的是印，印张1000的不外乎多加个0，又不加成本，例如津巴布韦。以前金本位，还是黄金靠得住。后来金本位废除了，轮到信心比黄金重要的时代，那纸头靠什么来保证价值？？ 一般三类，最牛逼的是木仓。油墨香的纸头发给你，爱要不要，拿到就赶紧去买东西，存钱是傻逼。1988年的神州屁民深有体会，当时百元大钞发行，票子一下猛增，那时还没商品房可买，于是抢彩电抢冰箱。第二类是按国家的实力，例如社会有多少资源多少财富，估算着印刷多少票子。用国家信用和资源给票子背书，但那也得实力强劲才行。例如老毛子，最近被大流氓搞垮了油价，票子就跟着毛得厉害。第三类就是前面说的“挂钩”，就不累述了。 堂堂神州诞生之初，就走的正路，就算自身经济薄弱，也不可能去和大流氓搞“挂钩”。但自身经济又担不起为票子背书的重任，所以印票子对外面看来只能算自娱自乐（可以参考现在朝鲜的票子）。至于汇率，最开始兑美元汇率1:3，后来1:5点几，不管多少，总之老爷们写个牌子算数。但是这个“牌价”，洋人们是不认的，洋人们不认票子，认什么，实物。以前神州要拿自己印的票子出去买东西，是买不到的，要先把自己家的东西拿出去卖了，换回来美元，再拿着美元出去，才能在外面买到东西。当时神州工业薄弱，想开血汗工厂挖矿卖矿，都没有机器，想要买机器，怎么办？唯一能卖的大宗物品，就是农产品，所以勒紧裤带，征粮外销，换回外汇，不然大到生产机器，小到进口红酒，都没有着落。现在体会不到的同学，可以联系金胖胖。 那时血汗工厂、污染企业还没大规模建起来，大米小麦能换回来的外汇必定有限。所以屁民们的票子，就算烂在手里，也是无法换取美元的，这个就是【外汇管制】。当年要换美元，需要严格审批，因私那是没门，因公那有限额，例如什么级别老爷出国，能换多少外汇，都是白纸黑字规定。有时候官方批的不够用，怎么办，找黑市。官方5点几的时候，黑市通常在10左右，记得一直到90年代初都是这样。

随便写写 电影的英文名是：Let the Bullets Fly 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的《盗官记》，http://m.wzbj1616.com/script_read/743/read 姜文名作：《阳光 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未上映）《太阳照常升起》 《让子弹飞》《邪不压正》 创新是很难的，一件事的创新首要前提就是对这件事要有绝对透彻的理解，也就是起码要在这个领域闯荡个一千个小时才能姑且谈“创新” 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这是极高的境界 人的一生要面对三种关系，顺序不能错：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心 所谓骑驴找马，就是在没有马的情况下，先把驴骑上，不能等有了马才如何如何，先上了路再说。而“让子弹飞一会儿” 又是另外的意思了，说的就是子弹打出去了 ， 别急着马上就看到结果 ，从容一点儿，自信一点儿。原地踏步是不会有收获的 一辈子掉到物质活动当中，对于生命来说，未免有点儿可惜 做好吃苦的准备，不能：光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揍：不想挨那个揍，只想吃那个肉 不在于怎么描摩别人的心情，关键是你自己有没有心情 真正的革命是你真正能够按人的精神世界去表达我们精神上的感受，那个时候恐怕是真正能追上人的需求了 句子精炼，也能提神 电影不是帮你过日子，不是再现目子，而是补充了日子 做一件事前，先准备好合适的心情 电影的成功基石是好的剧本，灵魂是好的演技，但最终的市场化成功的基础就是宣传 是非只为多开又，烦恼总因强出头 八字街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我虽知道想这些不可能改变的事实没有直接用处，但若连这些都想不通，更别提理解之后的改革或上层的做法了 在官员看来，不给自己当牛马的老百姓都“通匪”，匪民一家，难以区分 “刮民政府万税” 地主老财笑哈哈，穷苦百姓泪如麻 〝民意机关”，这个词我们大概都熟悉，听说不知道是哪一年，当权的国民党忽然想起了他的国父列中山先生的<建国大>，要提前結束洲政时期，不想再把老百姓老这么训来训去了，宣布要“还政于民”了。于是，从上到下都要建立“民意机关”，这个民意机关就是各级的参议会。这个参议会的参议员要层层选举，说是要把那些代表人民意志的人选举出来。哪个地主豪绅不想去代表一下民意呢?这可是名利双收的事。于是民主政治的好戏上演了。选举的时候，可热闹了。有公然贿赂的，有公开造假票的，有用油大来换票的，有用枪炮来抢票的，争得一場糊涂，抢得一場糊涂，还打得一塌糊涂，到底成立了县的民意机关——参议会，而且一致选举黄大老爷当了县参议会的议长。参议员们是些什么人可想而知了。这的确是一个代表地主老财们的有权威的机关，什么事你要通过它一下，就容易行得通。所以陈师爷劝张牧之要通过一下“民意”。 — 是不是像极了人民代表大会？ 接着： 张牧之问:“他们要不通过，怎么办?。 陈师爷笑一笑说:“这也不要紧，国民政府有规定，参议会只是咨询机关，没有权力捆住政府的手脚的。参议会不通过，政府一样干。国民党那个中央政府，历来就是这么干的。” 对黄大老爷要硬碰，也要软烫。于是把他的管家放出来，由陈师爷亲自押着送往黄公馆，交给黄大老爷，说:“虽是违抗国家法令的大罪，还是初犯，请黄大老爷看着办吧 想做清官是很难的，和珅说，我不依靠别的贪官我依靠谁啊？确实，靠县长一个青天大老爷是不能把这紧紧压在穷苦老百姓头上的一块大石头搬掉的。豪绅又是这么多，从上到下，密密麻麻，就像蝗虫一般，整几个，甚至杀两 个 ，又有什么用呢 ? 其实老汤这样的人物也是蛮好的，只贪财，不贪权，其实皇帝还蛮喜欢这样的大臣（如和珅），起码不会造反 艳阳楼就是青楼 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士匪的名字叫牧之 人们更愿意相信叫张麻子 人们特别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应该长着麻子 故事的后半段告诉我们，百姓谁赢就帮谁，想要鼓动百姓，在自己没有能力推翻现任政府的时候，就得连哄带骗让百姓以为自己凯旋了，才能成功发动群众！这么说的话历史上但凡用过“发动群众”词语的事件，我觉得基本都有替死鬼和骗术 姜文的电影都有个特点，最后都会是主角一个人”孤独“的离开。他孤独吗？可能确实，但人生下来到死去，都是孤独的，只能对自己说话 在拍摄电影前约演员档期的时候，姜文为了定下葛优和周润发，给他们两人在情人节当天写了封信，对葛优的信中写道：吾兄片中虽无艳星共枕，但有愚弟陪床。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耳鬓厮磨，却非断臂，不亦骚乎？而对周润发的信中则写道：发哥出手，定收放白如，出神入化，万千fans，翘首期待！在两大主演都没说好的情况下对其二人信中都说对方已答应，古今中外估计也就姜文能干的出来吧！ 思考的问题： 这样一个寨，有着一大堆地主和黄大老爷，为什么走马上任那么多一年内就换掉的县长（县太爷），民众还能交的起粮食和钱呢？贫富差距大到一定程度后会发生什么？难道在北洋战乱（战乱并不等于混乱，战乱是指用枪杆子来撑起自己的统治，且甚至战乱有时更加尊重规律，更尊重市场）时期，在生存是一种问题的时候贫富差距过大不会导致起义或会导致自上而下的阶级下降？ 谁有钱挣谁的钱，在什么情况下成立？是在拥有了政治或军事权利后才能这样？但就算是为了挣有钱人的钱，当挣了之后，依旧会搜刮百姓，然后因要分权治之，自己的亲信依旧会变成“权贵”，然后就变成了新的“黄四郎”。这与“如何用7发子弹治理1000个囚犯“一个道理 张麻子能成功的原因 自家队伍够强

（摘自百科）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也是历史上唯一未修建长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唐朝在经历了唐高宗、武则天几代的经营之后，唐朝在唐玄宗在位期间，迎来了万邦来朝的盛世，天宝末期，全国人口达八千万左右，两京长安、洛阳人口都超过十万户。大唐承平日久，国家无事，统治者逐步丧失向上求治的精神，志得意满，开始享乐，民众也开始习惯了这盛世的靡靡之音，竟不知兵戈为何物，以为这盛世会一直持续下去，然而谁又能料到，随后发生的安史之乱，竟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丢掉了性命 据史料记载：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户数达962万户，口数达5288万，为官方户口统计的峰值。经过安史之乱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官方统计的户数仅剩293万（人口大约为1600万左右），直接人口损失达到惊人的3600万，70%的人在这场战争中”消失“ 李白、杜甫都是生在盛唐，死在安史之乱平定前后，他们像每个大唐子民一样，一生经历了时代巨变，从享受盛世的荣光到遭遇乱世的无能为力，最终凋零在这场战乱之中 (summarized from an encyclopedia) The Tang Dynasty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it is the only unified dynasty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at did not build the Great Wall. After the management of several generations, including Emperor Gaozong and Empress Wu Zetian, the

苏联笑话虽然是一种犬儒主义的表现，但也体现了苏联人民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这些笑话的存在就证明，不论苏联官方如何粉饰，如何用美好的谎言掩盖残酷的真相，至少苏联人民是清醒的。也是这些笑话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最高级的笑话从不需要刻意的创作，它真正做到了源于现实但却高于现实。我个人认为，苏联政治笑话堪称 20 世纪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它是匕首是投枪，或许我们不能说它们在黑暗中杀出一条血路，但至少在黑暗中透过了些许光亮。 戈尔巴乔夫是最后一任领导人，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苏联笑话和以往时代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讽刺笑话必然有一个靶子或者说是攻击的对象，过去那三个时代，苏联笑话的靶子，主要就是苏联的制度、权力、警察、社会管制和思想钳制，也就是说这些笑话确实有着很强的政治色彩。但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笑话的靶子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很多笑话都是针对经济现象或是社会现象，针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笑话，更是寥寥无几。但是苏联毕竟是苏联，这些奇葩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归根结底，都是苏联特殊体制的特殊产物，所以这些笑话还是有着政治的性质。 不过即便如此，纵观戈尔巴乔夫时代整整六年时间，笑话的产量和质量都不算高，属于苏联笑话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我们看戈尔巴乔夫之前的三个时代，或是暴力霸道、或是蠢笨无知、或是老迈昏聩，这些都是诞生笑话的绝佳素材，可是戈尔巴乔夫，个人能力暂且不谈，至少他不存在以上这些特点。再者，虽然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屡屡犯错，但他提出的“公开”和“改造”两项改革计划，确实不是单纯的喊口号，他真的是努力做了，而且哪怕我做得不好甚至很差，都是允许民众提出批评的。而一旦人们可以公开讨论，他们也就不再需要讲笑话，来发泄被压抑的情绪了。 1985 年，戈尔巴乔夫成为了苏共总书记，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开始了他的改革计划：加速战略。其实客观地讲，加速战略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在他之前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就已经在各种报告中使用了“加速”一词。但是戈尔巴乔夫把加速的范围扩大了，他曾说：加速发展战略既指物质意义上，也是精神意义上的革命措施，而在革命过程中占首位的无疑是政治。也就是说，加速不再局限于科技和社会领域，还要拓展到更为重要且根本的政治领域，只有改变苏联的政治现实，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加速发展。 于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就提出了“公开”和“改造”。相对于以往各个时代，这两项计划可以说是大刀阔斧，戈尔巴乔夫这是在向强大的历史惯性宣战，那么问题就来了，他怎么敢呢？首先很关键的一点是，戈尔巴乔夫进入权力中心的时间非常晚，1978 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还是北高加索一个地区的地方官，直到这一年的夏天，他才被召入莫斯科，晋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后，戈尔巴乔夫就是一路平步青云，1985 年 3 月，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由此，戈尔巴乔夫就成为了苏联第一位没有参加过二战的最高领导人，而且当时戈尔巴乔夫确实比较年轻，只有 54 岁，很多苏联人都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就意味着苏联“老人政治”的终结。 有一则笑话就这样讲： 问：谁在政治局里扶持戈尔巴乔夫？答：他不需要，他自己能走。 你看，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笑话的特点，很多也不是针对戈尔巴乔夫，还是对过去进行调侃和讽刺。因为进入权力中心的时间比较短，再加上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苏联中央较不稳定的政治环境，所以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来得及蜕化成一位老奸巨猾的政客，没有变得故步自封、死气沉沉，反倒是有勇气向传统发起挑战。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是亲身经历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腐败和停滞，这也是他决心改革的主要因素。当时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很多苏联高层都认识到，苏联的政治官僚化和经济体制僵化，严重阻碍了苏联的经济发展，作为全球唯二的超级大国，苏联甚至存在着严重的粮食供应危机，经济萎靡就进一步导致苏联各阶层和各民族之间，也是矛盾丛生，社会问题日益加剧。更危险的是，苏联人民已经被折磨得没有信心了，讲什么好话我都不信，苏联的意识形态正在急剧衰落，但是面对这一状况，苏联的当权者们却在蔓延性的堕落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怎么办？戈尔巴乔夫唯有改革，当然改革有不同的方式，大体上看，戈尔巴乔夫有三种选择：一是对传统的意识形态进行革新，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二是悄无声息地用俄罗斯民族主义，把传统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三是以某种形式重回斯大林主义，通过强人政治打造绝对权威，以此改造政治现实、重新凝聚苏联人民。 当然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选择了第一种方式，对传统的意识形态进行革新，也就是所谓的公开和改造。其实做此选择也不难理解，戈尔巴乔夫出生于 1931 年，他本身就是苏联的产物，完全抛弃苏联意识形态，用俄罗斯民族主义取而代之，对他来讲并不现实。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苏联的产物也不容易，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的童年时代，他经历过 1932 年的大饥荒，也经历过大清洗时代的残酷，祖父和外祖父都被流放西伯利亚，所以戈尔巴乔夫对强人政治也很抵触。当然选择哪一种方式，也不只是做排除法，戈尔巴乔夫本人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位法学家，同时也是农业学家，这种知识分子的身份，或许也注定他要走上一条温和的改革之路。 刚才已经讲了，改革主要就是两方面，一是公开，二是改造。所谓的公开，就是放弃之前的言论管制，有什么问题，咱们放在桌面上，大家畅所欲言，新闻媒体要更开放，文化艺术也要更自由。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这种相对自由的社会讨论，可以找到苏联制度的缺点、问题以及错误的症结所在，同时也对苏联的过去进行反思，通过这样的公开，或许苏联人民就可以重拾信心，摆脱长久以来的冷漠，积极投身到国家建设之中。所谓的改造，就是对苏联现有的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法律各方面开启变革，目的是减少官僚主义，增加工农企业的自主权，制定完备的法律，法无禁止皆可为，以此让苏联制度变得灵活起来。当然了不管怎样讲，戈尔巴乔夫并不想搞西方那种民主、多元化或自由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苏联原本的意识形态并不会受到动摇，但戈尔巴乔夫确实在努力推动一项他所认为的“根本变革”，绝不是对现有制度改头换面、巧加包装，也没有像之前那几位一样，用欺骗和谎言来冒充改革的实质、闭着眼睛胡乱编造改革的成就。 当然可想而知，既然你要玩真的，那等待戈尔巴乔夫的，必然是各种阻力，而且是全方位的强大阻力。首先就是苏联权贵，主要就是中央委员会那 400 多人，他们担心公开和改造会导致当局权威的下降，以后讲话不好使了这怎么行？而且他们的反对可不只是态度，那真是行动起来了，比如说删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稿，或是联合起来否决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还有戈尔巴乔夫一直在推动非党人士担任政府要职，或是在各级政府中，邀请非党人士参加差额选举，当然最后也没搞成，这就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其实是相当有限的。第二个阻力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当时的苏联，只是国家经济机构，就有 1530 万名官员，他们也担心改革会使他们失去职务和特权。 第三个阻力那就相当狠了——苏联民众，由于长期的犬儒主义，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戈尔巴乔夫真是要有所作为，苏联人凭着经验和习惯认为，戈尔巴乔夫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等火灭了该咋样还是咋样，换汤不换药，与其大谈改革，不如多发一些面包。哪怕是戈尔巴乔夫的天然盟友，也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和广大的知识分子，也对改革持冷漠的观望态度，甚至认为，改革将会进一步恶化现状，有两则笑话就对改革提出了怀疑： ——肉丸子为什么变成立方形的？ ——改造。 ——为什么半生不熟？ ——加速。 ——为什么是苦的？ ——要国家批准。 ——你为什么厚颜无耻地告诉我这些？ ——公开性。 戈尔巴乔夫向积极分子发表讲话：我们必须从停滞转变为快速发展。大厅里响起一个声音：我们干双班。 戈尔巴乔夫继续说：我们必须完成全面改造。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我们干三班。 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会尽国际义务。 还是那个声音：我们会不分日夜地工作。 会议结束后，戈尔巴乔夫找到了说话的人问他：同志，你在哪里工作？那人回答说：我是火葬场的。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面对的强大阻力，苏联上下还有几个人支持他呢？但是不改又不行，所以无奈之下，戈尔巴乔夫只能从小事做起，希望一点点改变现状，于是就有了后来著名的反对酗酒，以及其他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号召。戈尔巴乔夫希望，可以通过这些改变生活陋习的小举措，提高苏联人的积极性和纪律性，于是乎就诞生了一系列小笑话： 公交车报站：这一站，酒店。下一站，买酒队伍的终点。 领导和秘书在办公室里做爱，领导说：不要关门，人家会以为我们在这里喝酒。 戈尔巴乔夫颁布限酒令后，想要买到酒只能在指定销售处排长队来买。一个莫斯科人排队烦了，就嚷道：我要到克里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干掉。然后转身离去。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旁边人问他：已经干掉了吗？他回答道：干什么干啊！那里的队伍比这里还长。 一男子来到酒馆喊道：来瓶儿伏特加！侍者说：10 卢布。男子不解：上次来还是 5 卢布，这次怎么就 10 卢布了？侍者说：伏特加 5 卢布，另外

勃列日涅夫时代被称为停滞的时代，赫鲁晓夫的改革成果虽然十分有限，但他毕竟还有理想和信仰，至少为挽救苏联做了最后的努力，相比于严酷的、密不透风的斯大林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讲赫鲁晓夫改变了苏联，给苏联人带去一丝丝希望。可是勃列日涅夫全给改回去了，本就渺茫的希望彻底破碎。而且勃列日涅夫统治苏联长达十八年，直到列宁和斯大林把他带走。 可以这么讲，勃列日涅夫根本不相信苏联的那一套信仰和理想，当然了他可能也是搞不懂，但他还是用那一套大而空的说辞，对苏联人民进行宣传，也通过宣传，营造苏联一片繁荣、高歌猛进的假象，有一则笑话就这样讲： 说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三个人，坐火车出门。走着走着，火车突然停了。斯大林把头伸出窗外，怒吼道：枪毙火车司机！结果火车没有动。接着赫鲁晓夫探出头喊道：给火车司机恢复名誉！可是车还是没有动。最后勃列日涅夫说道：同志们，我们不如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摇动自己的身体，做出火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潘恩有句名言：当一个人已经堕落到宣扬他自己都不信的东西的时候，那么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真是实践了一把潘恩的名言。当时的苏联高层，那是弥漫着瘟疫一般的政治腐败、雪崩一般的道德塌方。他们嘴上高喊着共产主义的理想，但实际上不过是依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着自己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享受着不尽的荣华富贵，完全脱离了苏联人民。各个领域都是任人唯亲、自举自选——自己推举自己、自己选举自己。而维持统治长达 18 年的勃列日涅夫，自然也不例外。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下，普通人根本看不到人生的希望，整个社会在利益垄断集团的特权笼罩下，阶级严重固化，一片死气沉沉，比如说在 1966 年，苏联高层的平均年龄是 59 岁，到 1981 年，变成了 70 岁，说白了，人还是那批人，有人就开玩笑：世界上最漂亮的养老院在哪里？回答说是克里姆林宫。针对社会现实，当时还流传着这样几个笑话： 说勃列日涅夫在路上看到一个人扛着西瓜，勃列日涅夫很想吃，于是就停下车招呼那个人，说你把西瓜卖给我吧。那个人答道：好吧，勃列日涅夫同志，您选一个吧。勃列日涅夫很诧异：可是只有一个西瓜啊？“是的，我们选您的时候也是这样”。 勃列日涅夫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把自己在乡下的老母亲接到了莫斯科，老太太来了之后，勃列日涅夫得意洋洋地向她展示了一番自己的豪华别墅、高级汽车和名贵家具，勃列日涅夫问道：妈妈，这一切怎么样？老太太说：儿子啊，这一切当然都很好。可是，共产党来了，你怎么办呢？ 一个领导在台上讲话：苏联将来会发展到最完美的社会，“我们”都将丰衣足食。台下听报告的一个观众弱弱地问了一句：“你们”丰衣足食了，那“我们”呢？ 一位老将军带着孙子散步，孙子问道：爷爷，我长大了也能当将军吗？老将军说：当然能。小孙子又问：那我能当元帅吗？老将军叹了一口气：不能，因为元帅也有自己的孙子。 其实不止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和苏联高层，当时全体的苏联人民也十分清楚，理想已经幻灭、信仰已经崩塌，希望更是无从谈起，人们不过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骗局之中，可还要迫不得已地高唱赞歌，而在高唱赞歌之外，面对冰冷的现实，苏联人还能做什么呢？那就只有玩世不恭、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到处都是政治的冷漠和道德的虚无，所有人都着荒诞的双重人格的生活。而在这一环境中，苏联整个国家，也陷入到彻底的停滞不前，甚至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他很快就废掉了赫鲁晓夫所有的改革成果，比如说停止从监狱释放犯人，也停止了为斯大林时期的蒙冤者和政治犯进行平反的工作。 不仅如此，为了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从 1965 年起，勃列日涅夫开始重新逮捕知识分子，把很多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打成了卖国贼和叛徒。与此同时，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照着葫芦画瓢，也学习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疯狂塑造个人崇拜。有一个笑话就说：一个苏联人打开电视机，他调到第一频道，发现是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他又转到第二频道，发现还是勃列日涅夫在讲话，转到第三频道也是一样。最后他转到第四频道，这下好了，终于不是勃列日涅夫了，而是出现一位克格勃特工，只见他摇摇手说：你不要再转频道了。 不过勃列日涅夫塑造个人崇拜，最著名的还是给自己授予各种荣誉，代表就是他的勋章，据统计，勃列日涅夫一生一共得过 260 种勋章，注意不是 260 枚，是 260 种，人送外号“苏维埃勋宗”，像是苏维埃英雄金质勋章和苏维埃劳动英雄金质勋章就有五枚，而战功赫赫的朱可夫元帅，终其一生也才得了 46 枚勋章。所以有个笑话就讲，说勃列日涅夫要做手术了，做的是扩胸手术，为了佩戴更多的勋章。另外还有个两个不太高级的笑话： 说有人要暗杀勃列日涅夫，结果失败了，因为子弹穿透汽车的防弹玻璃，击中了勃列日涅夫胸前的勋章，随后反弹，把司机打死了。 昨天晚上，莫斯科发生了地震，但学者们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莫斯科并没有处在地震带上。最后经过研究，大家得出结论，是勃列日涅夫同志佩有勋章的衣服，掉在了地上。 除了授予自己荣誉之外，勃列日涅夫打造个人崇拜，还有一个惯用手段，就是编造光辉的履历和传奇的故事，通过这些经历和故事，塑造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当然勃列日涅夫本人并没有编故事的水平，这些故事不过是他人的溜须拍马，结果有一些故事编得太离谱了，反倒成为了极其高级的笑话。 说有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在 1970 年写了一本回忆录，书里写道：俄历 1917 年 10 月的一天，列宁和他的同志们走在彼得格勒的街道上，他们在讨论什么时候发动起义。这个时候，迎面走过来一个眉毛浓密的小男孩，小男孩对他们说：叔叔，10 月 25 日很好。列宁就问：25 号确实很好，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小男孩说：我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十月革命的时间就这样确定了。 1945 年 4 月底，朱可夫元帅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军情发展和作战计划。斯大林回答说：朱可夫同志，你的作战计划很好，但是请给我 15 分钟，我要和勃列日涅夫上校商量一下。 你看，很多笑话就是这样，它并不是人们刻意编造出来的，而是在某种环境下真实发生的荒诞情节，结果它本身就成了笑话，而且比笑话还要荒诞。当时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勃列日涅夫和苏联高层，就无法分辨一句话一段故事，到底是发自内心的颂扬、拥护，还是以一种唱高调的形式变相地讲笑话呢？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讲笑话虽然还是犯忌讳的，但相比于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时代，还是要宽容许多。据统计在他执政的 18 年间， 只有大约